『黄日涵副教授』秦若冰：美国经济的开放结构：兼论后危机时代美国贸易政策转向，「美国研究」马弘( 三 ) 马弘秦若冰：美国经济的开放结构：兼论

２１世纪以来，机电行业零部件生产的标准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加速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外移。同时，由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促使亚洲地区的制造业供应链进一步调整分工，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第一来源国。２０１７年，美国从中国进口货物的总值达５２６０亿美元，货物贸易逆差达４０００亿美元，占美国全部货物贸易逆差的４６％。需要指出的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尽管从中国进口占美国进口总额的比重不断攀升，但美国从东亚地区的货物进口份额的总和基本稳定在２５％～３０％。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对中国不断扩大的货物贸易逆差是全球产业链垂直分工在东亚地区不断转移和深化的结果。
伴随制造业的外移，美国货物贸易占全球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而中国、印度、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比重则显著提升。１９９２年，美国出口占据世界出口总额的１８.２％，到２０１８年，这一比重下降为９.０％，远远低于中国（１３.４％）。与此同时，美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进口国，但占世界总额的比重由２２.４％下降为１３.９％。
（三）贸易冲击与美国传统制造业发展的困境
制造业离岸外包造成美国“没有就业的经济增长” 。一方面，制造业产值持续上升，另一方面，制造业就业人数急剧下滑，传统工业城市出现衰败。部分研究者将原因归咎为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美国各行业从东亚地区进口的增长幅度与就业人数出现变化，在美国从东亚地区进口的产品中，占比最大的为电子设备和机械设备（４７％），其次为汽车等交通运输设备（１４.５％），服饰、仪器和玩具（包含在杂项中）占比都在５％左右。尽管木制品、家具、食品等在进口中占比不足１％，但是近年来，这些行业进口额的涨幅较为明显。从制造业就业人数的变化来看，除杂项和食品加工业之外，美国主要制造业的就业人数都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下滑，其中电子设备、服饰、皮革、纺织品等行业的就业人数跌幅超过５０％，这些行业劳动密集程度高、单位附加值相对较低，是美国离岸外包的主要行业。显然，从东亚地区进口的增速与就业人数跌幅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
在这种形势下，不难理解“重振制造业”被提出，并作为美国经济长远发展的重要战略，频繁出现在美国政府的产业政策与规划中。特朗普更是多次强调以“美国优先”取代“全球主义” ，主张重新调整美国的贸易政策以增加就业、提升工资水平、支持美国制造业。尽管这一主张受到很多经济学家的批评，却在政治上帮助特朗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
通过分析美国各州在２０００年制造业就业人口占比与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就业人数的降幅，可以发现，印第安纳州、威斯康星州、俄亥俄州、密歇根州等以制造业为主的传统工业区，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出现了急剧的就业人数的下滑。在２０１６年的美国大选中，这些州都将选票投给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传统上是支持民主党的地区。通过由蓝州转为红州，传统工业区的选民表达了对全球化的不满，以及希望摆脱经济衰退影响的政治诉求。美国服务贸易的发展与现状
去工业化带来的另一结果是服务业的兴起。并且，随着科技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服务业的可贸易性越来越大。全球服务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平均增速超过货物贸易，形成了全球贸易新的增长点。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服务贸易出口国和进口国，在服务贸易上保持着绝对的领先优势。
自１９７１年以来，美国在服务贸易上始终保持着顺差。１９７１年，美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总额为１６４亿美元、进口总额为１５４亿美元，服务贸易顺差为１０亿美元。到１９８６年，美国服务贸易的顺差增长为６５亿美元。此后的十年，美国服务贸易的出口额以年均１０％的增速快速攀升，到１９９７年，美国服务贸易的顺差达９０２亿美元。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服务贸易的顺差短暂下降，至２００４年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增长。到２０１７年，美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总额达７９９０亿美元，进口总额达５４３９亿美元，实现顺差达２５５１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