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醉科@为什么我们会丢掉本来属于我们的基本阵地？告诉所有的人，我们不仅会做麻醉，更是危重症患者抢救的主力军！( 四 ) |肺炎|上海|技术|

3）1953年，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王源昶教授，在《中华外科杂志》上首次报道了对罹患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狭窄的孕妇在全身麻醉下实施剖宫产手术时发生的心搏骤停，通过在左下胸部实施胸外按压，抢救成功3例的临床报道，开创了中国心肺复苏的先河。到1959年，他又在《中华外科杂志》上发表了19例同样内容的抢救经验， 19例中16例获得圆满成功。而世界公认的心肺复苏的鼻祖Hovenkofen的工作，是1960年发表于《JAMA》上的论文，描述了在200条比格犬身上实施的通过按压胸骨下端实施心肺复苏的结果。
同时期还有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王景阳教授发表的通过动脉输血抢救严重失血性休克患者获得成功的报道。
4）1956 ，谭慧英教授从法国回国，担任北京友谊医院麻醉科主任。她带回来了人工冬眠抢救危重症患者的技术和经验，特别是在救治大范围瘟疫流行时应用人工冬眠技术救治危重患者的经验。她还将法国广泛开展的清醒镇静麻醉技术带回国内。
5）1958年，上海瑞金医院（原广慈医院）麻醉学科的创始人史济湘教授，在由麻醉科调入灼伤科（烧伤科）不久后，就带领烧伤科员工成功抢救大面积烧伤的钢铁工人邱财康，创造了新中国医疗发展史上的奇迹，受到国家的隆重表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特意在中南海接见并宴请参与抢救的救治组全体人员。
6）1962年，南京军区总医院麻醉科李德馨教授探索提高脑复苏的成功率，他通过全身深低温结合头部降温、大剂量脱水利尿药物治疗脑水肿、大剂量糖皮质激素稳定细胞膜等抢救措施，成功抢救了多例因高压电击伤、淡水溺死等患者，成为中国脑复苏的头号专家。与此同时，他还研究了问世不久的血气分析技术，是将该技术在临床麻醉和危重症抢救中应用的第一人。 1965年，他还兼任了该院信息科主任，是中国最早开展计算机在医学中的应用的开拓者之一。由于他在麻醉与复苏领域的杰出贡献，使得他在解放军总后勤部成立医学科学委员会麻醉与复苏学组时便担任组长，直至退休。
7）1966年~1976年，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麻醉学科同道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了针刺麻醉和中药麻醉的研究工作。其中，中药麻醉的主要药物东莨菪碱和国产药物山莨菪碱（654-2）后来广泛用于中毒性休克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者的救治。这项工作的代表性人物有徐州医学院的王延寿教授和曾因明教授，上海瑞金医院王鞠武教授，解放军88医院席先成主任，以及宁波市微循环研究所的杨国栋教授等。研究结果表明，莨菪碱类药物对急性肺损伤、外周微循环障碍等疾病有良好的效果。这也是笔者在提交给国家卫健委的麻醉学科方案中建议用东莨菪碱治疗新冠病毒肺炎的主要历史依据。
8）1983年，江西医学院曹勇教授发明了高频喷射呼吸机，笔者在导师王景阳教授指导下，对其工作原理、临床应用进行了大量研究，证明了该通气方式仍然工作在传统呼吸生理学的范围内，可以满足临床麻醉中人工机械通气的需求，并对ARDS 的救治有较好的效果。
9）以上是麻醉学科在其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与急危重症抢救密切相关的各项代表性工作及其代表性人物的简要介绍，虽然不乏遗漏之处，但从中已不难看出，在重症医学科从麻醉学科独立出去以前，医院内的重大急危重症患者的抢救工作，绝大部分都是由麻醉科医师主导完成的。此外，在国家级领导人的干部保健工作中，除了前面提到的尚德延教授外，还有北京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谢荣教授、北京协和医院的罗爱伦教授、301医院的张宏教授、上海中山医院的薛张纲教授以及笔者本人，他们都是中央干部保健局的特聘保健专家或会诊专家。这些足以说明，麻醉学科不仅在历史上是急危重症抢救的主导学科，也是干部保健工作中患者进入生命终末期阶段的主要抢救专家。特别是当笔者在上海新民晚报上发表了科普文章《麻醉关乎每个人的生命与健康》，在文中披露了俄罗斯总统出访期间的保健医生为麻醉科医生后，中央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在出访期间，中央干部保健局均会指派一名麻醉科专家随行，担任紧急状态下中央领导人的紧急抢救和生命安全保障工作。在这样的历史背景条件下，麻醉学科却在本次新冠病毒肺炎的抢救工作中缺位，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