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牺牲老年人”：是年龄歧视，还是分配正义？( 三 )

《卫生保健的分配正义研究》一书中，作者李红文提到，在关于以年龄为基础的卫生保健分配问题上，阿兰·威廉姆斯（Alan Williams）与丹尼尔斯有类似看法：由于老年人已经活了很多年，按照公平的原则，年轻人应该在延长生命的医学治疗上享有优先性。这一论证的基础是，每个人都应该享有正常的生命年限，没有活到正常年岁的人是被欺骗的，而那些超过了正常年限的人则借了他人的时间。威廉姆斯认为，代际公平不仅仅是允许，而是要求对老年人实行更大的区别对待。丹尼尔·卡拉汉（Daniel Callahan）则认为，社会应该帮助老年人度过一个完整而自然的生命期限，也就是80岁左右，他认为在这个时候，生活的可能性总体来说已经实现了，在这个年龄之后死亡是一个相对可以接受的事件。医学应该尽力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而不是一味地寻求延长生命的方法。如果资源有限，社会在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作出选择时，应该把资源集中在延续年轻人的生命和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上。
类似的，在《牛津通识读本：医学伦理》当中，作者托尼·霍普认为，决策的核心原则是，我们所做的决定应当全面将所获得的的寿命年份最大化。一个卫生保健体系为救少数人而让多数人死去是否正确，这是有疑问的。作者看到，任何一个卫生保健体系在对延长人的生命做决定的时候，都必须延长一些人的生命，以牺牲另一些人的生命作为代价。

本文插图
[英国]托尼·霍普著吴俊华李方裘劼人译
译林出版社 2015-9
可是，人们真的能够接受这样的结论吗？每一代的老年人都会觉得，在人生的早期自己并没有享受什么高新医疗服务，而这些技术是用包括自己在内的纳税人的钱发展起来的。而现在自己老了，被拒绝使用这些技术显然是不公平的。
功利主义与人道主义
SIAARTI“最大化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做法是符合功利主义伦理的。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认为， “每个（人）都算一个，没有（人）多于一个， ”每个个体的利益都应当予以同样程度的关怀，没有谁的快乐比其他人的快乐更重要。其中每个个体都被视为具相同份量，且快乐与痛苦是能够换算的，最正确的行为是将效益达到最大。效益就是快乐，倾向得到最大快乐、避免痛苦就是正确。《牛津通识读本：医学伦理》的作者托尼·霍普也称自己“乐于认同最大化寿命年份的总数” ， “对收益最大化的做法有偏爱” 。但是，他也同时看到，他其实是一个少数派，因为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卫生保健体系采用的是这种方式。
在实际操作当中，许多人反对最大化寿命年份的做法。人们的直观诉求是，为少数人提供大的收益（延续如果不接受治疗就会死去的人的生命）比为多数人提供微不足道的收益（过早死亡率的微小降低）要好。为什么呢？以《拯救大兵瑞恩》为例，我们不妨反思一下，真的应该用许多生命去冒险换回一条生命吗？可是在电影里，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会觉得拯救计划是错误的。同样的道理，一个社会在老年人身上花费高额的卫生保健费用也是对的。社会怎么可以对老年人说：我们现在要牺牲你，拿这些资源去救更多年轻人。我们又怎么能把这种话讲给他们悲痛的亲人呢？
当年轻人把新冠病毒称为“老人消灭者”的时候，当人们做好准备牺牲老年人生命的时候，如果这位要被“消灭”的老年人就在我们眼前，我们熟知他/她的人生经历、痛苦与欢笑、挫折和梦想，我们会怎么说？如果这个要被牺牲的老年人恰好是我们的祖父母，那我们又会怎么说？我们的人道主义精神和道德想象力被唤醒了。当然同时，我们的道德想象力也必须清醒地面对那些因为没有足够资源而得不到拯救的年轻人。也正因如此， SIAARTI文件才强调称，仅向部分病人提供健保资源的做法，唯有在穷尽一切手段来开源，或将病人转移到资源充足的地点后才是有辩护的。因为，我们不能够陷入把人的生命看作一种客观物体看待的纯功利观点，应该履行对病人健康的道德责任和道德良心，但同时，人道主义也必须顾及他人和社会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