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牺牲老年人”：是年龄歧视，还是分配正义？( 二 )

在疫情期间，年轻人把新冠病毒称为“老人消灭者” 。《年龄歧视与老年人虐待问题研究》一书中，作者姜向群看到，在平时的公共生活中，美国年轻人也往往会抱怨老年人：“美国老年人口占全国总数的11% ，但占去国家财政预算的25% 。 ”这些年轻人忽视老年人过去的贡献，抱怨老年人占了青年人的便宜。似乎，老年人退休以后，就成了二等公民，成了社会的负担。 “失败者”“纯消费者”“一无是处的人”之类的贬义话语常常被用来形容老年人。约翰·W.罗和罗伯特·L.卡恩在《成功老龄化》一书里也指出了美国语言当中体现的年龄歧视，其中一些格言的潜台词对卫生保健来说非常危险：例如，对健康问题的消极接受，认为它们不可能被成功解决（To be old is to be sick ，人老就要生病）；老年人不能也不愿意给他们的生活制造积极的健康变化（You can't 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s ，老狗学不了新把戏）；时间对于身心的损耗是不可避免的（The horse is out of the barn ，为时已晚）。
在新冠疫情到来时，当我们看到一些老年人自己也认同老年人负面角色认定（伊利亚·叶梅茨64岁）的时候，不免感到惊讶。歧视老年人的角色认同也是通过社会互动学习而来的。社会或者家庭成员认为老人衰老、无用的话，老年人也会逐渐接受这种角色认定。
Louise Aronson于3月28日在《大西洋月刊》撰文称，她看到，人们把新冠疫情中老年人大量死去的原因归咎于年龄本身，但是实际上问题在于卫生系统是存在固有缺陷的。美国医疗体制内的年龄偏见根深蒂固、无处不在，甚至在教育、研究以及最基础的规程、结构、政策中都留下了烙印。作者举例称，医学院往往会花费数月时间为学生讲授儿童生理学和相关疾病知识，花费在成年人疾病领域的是数年，可在老年病领域只有几个星期。老年病学甚至不在必修课程表上。美国卫生研究院1986年就要求将女性和有色人种纳入医学研究范围，却直到33年后的2019年才对老年群体采取同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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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最大化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分配正义问题
SIAARTI此前发布的文件似乎进一步坐实了“年龄歧视”的说法。文件提出要优先处理从其病史、并发症（其余健康问题）及康复可能性而言“最有可能成功疗愈”的病人。透过聚焦“存活可能性更大以及可挽救的生命年限更长者” ，这些原则将“最大化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然而，这种做法也被解读为“放弃老年人” 。
这种做法涉及到分配正义的问题。丹尼尔斯（Norman Daniels）在1985年出版的《医疗公正论》当中提出了当时的一种社会现象，即老年人在用高科技延长自己垂垂暮已的生命，而妇女小孩等年轻人的医疗保健却得不到合理的关注。他看到，大量的医疗资源花费在人们生命的晚期，其中美国有约30%的医疗资源消耗在病人临终之前的六个月时间里。丹尼尔斯认为首先应该确保每个人都有机会达到一般寿命，这个机会比用大量的医疗资源让一小部分人活得更长要更加道德。他提出，当病人超过75岁的时候，我们有理由限制挽救生命的医疗资源的使用。这个结论来源于他的一个合理假设，即大多数人在75岁时已经实现了自己的人生计划。 75岁也是当时发达国家人口的平均寿命。这样，当人们到达这一年龄以后，就有合理的理由撤销昂贵的生命维持治疗。
老年人常常花掉社会大部分医疗资源，虽然他们可能仅仅占据社会总人口中很小的一部分。随着全球老龄化的来临，老年人花费的医疗资源会逐渐增多。在有些发达国家， 65岁以上老人在卫生保健上的消费超过了所有65岁以下人口的总消费。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究竟给老人多少医疗资源是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