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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封建社会是具有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的，孔子的著作从来就是金科玉律，从来没有人怀疑，更不敢有人加以批评，但刘知几对于孔子这样的“圣人”也是毫不留情的。在《史通》一书里，刘知几对《尚书》、《论语》的批评有10条，对《春秋》的批评有12条。他甚至非常尖锐地说：“夫子之修《春秋》，皆遵彼乖僻，习其讹谬，凡所编次，不加刊改”，“遂使真伪莫分，是非相乱”。直言孔子这样的圣贤治学不严谨、学术成果不负责任，在当时的时代，几乎就是“非圣无法，大逆不道”。“圣人”孔子如此，被后世誉为“良史”的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以及其他很多著名的历史学家或者史官，都没有侥幸逃过刘知几的“毒舌”。他批评司马迁自乱体例，说他虽然创立了纪传体，但“区域既定而疆理不分”，“自我作故而名实无准”。他批评班固品评人物不当，说他“是非瞀乱，善恶纷拏”，又批评班固、陈寿、范晔、魏收四人“与夺乖宜，是非失中”。臧荣、刘向、葛洪、魏收、牛弘、李百药令狐德棻等几乎所有著述过史书或者研究过史学的名家，一一被刘知几“拉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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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最为痛恨那些歪曲事实的作者，所以对这些人的批评最为尖锐。例如他曾批评《汉书》的作者班固收到了钱才肯给人写史，《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别人借给他米，他才给别人立传，等等。刘知几认为这样的史家“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或假人之美借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当然，刘知几对于前人的尖锐批评，虽然有的不见得得当和中肯，在措辞上也显得过于尖刻甚至歹毒，但这些批评主要表现在对史学研究的严格要求上，无情地揭露了历史著作和学术研究中的种种不良和丑恶，对于提高后世的史官品质、职业操守和学术水平，也是有着积极作用的。（观点与视角原创作品，欢迎关注本自媒体号并参与讨论；文中插图均来自网络，若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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