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讲究避讳，除了皇室、尊者、贤者外，还有一类避讳最让人头痛( 二 ) 变动|辰东|榜单|最大赢家

三
避国讳还有缺笔、空字、复盖等方式，这些都是用于书写时的避讳方法。缺笔法是所避之字的最后一笔不写，如果缺最后一笔成了其他字，那就缺倒数第二笔，或采取其他方法。如孔子的名字孔丘也是国讳，丘字缺一笔成了“斤”字，因此缺倒数第二笔。地名中有丘字的，如直隶任丘县，写作任邱县。
空字法是将应避讳之字空而不写，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凡当代皇帝名字的字，都不写，以“上讳”代之，不注。唐人修《隋书》，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把王世充的世字空而不书，而写成“王充”。
复盖法是将应避讳的名字之字写出，以纸复盖。清代纂修的《大清历朝实录》，以朝为单位叙述该朝皇帝在位时史事，每朝开始，必须写出皇帝名字，不能不写。又须表示出不触犯圣讳之意，于是以黄纸盖上，可见当时为了敬避帝讳，可谓挖空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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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士子、官员特别应注意书写时对圣讳的避讳，如果在著述、考卷、公文、书信上面忘记避讳，即所谓“犯讳”，落在白纸上的黑字变成了无法否认的罪名。清代的文字狱之一——王锡侯《字贯》案，便是明显的一例。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江西新昌县人王泷南，控告举人王锡侯所著的《字贯》一书，诋毁康熙朝由圣祖钦定的《康熙字典》一书不便利用，编得不好。江西巡抚海成看了《字贯》一书序文中王锡侯贬低《康熙字典》的语言，认为文中虽无悖逆之词，但贬抑皇帝钦定之书，实属狂妄不法。
此事上奏朝廷后，乾隆帝开始也认为王锡侯不过是个狂妄之徒，但当他审查《字贯》一书时，在“凡例”中又发现把清圣祖、清世宗及他的祖孙三代的名字全部列出，并未避讳，不禁勃然大怒，认为这比海成所说的罪行要严重，是“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最终，王锡侯斩首，几个儿孙发往黑龙江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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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私讳，主要指的是家讳，即某家族对尊长之名字的避讳，而其他人与该家族人交谈、字面往来，也应遵从他家的讳称，不然的话，便是失礼。
避私讳也常用改字、替字等方式。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他写作《史记》时，凡遇谈字，则改用“同”字，战国时期的张孟谈，在《史记》中便成了张孟同。这种避家讳在宋代最为盛行，有个叫刘温叟的，因父亲名“岳”，便终生不游嵩岳（嵩山）和岱岳（泰山），也不听音乐。
为自己家的尊长避讳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应避的名字自己都清楚，为别人避讳可就麻烦了，需要了解对方尊长即对方的名讳，古代有句话叫“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后一句说的就是这方面的应注意的事情。避这种私讳比避国讳还不好办，避国讳主要是避皇帝一家，记住其一家的讳称便可应付，而避这种私讳，则每个交往对象及其家族尊长的名讳都要知道，否则稍不注意就会失礼，引起对方不快或招来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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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的桓玄被选为皇太子洗马（指的是一种官职），友人们前去祝贺，桓玄设宴招待。席间有位客人嫌酒凉，要求温酒。桓玄听到这句话竟然哭了起来。原来桓玄的父亲叫桓温，温酒这句话犯了他家的讳。这位客人知道后非常尴尬，只得起身告辞，欢庆的酒宴因此闹得很不愉快。
常用的字更不容易避讳。宋代有个田登的地方官，他这个“登”字就不好避，衙门晚间掌灯总是要提到灯字，偏偏这位田登对避讳十分讲究，决不允许属下官吏犯讳而有损他的尊严，不少人因此被他鞭笞，于是，衙门中都将“灯”字改为“火”字。
当时元宵节有放灯的习俗，百姓可自由放灯，田登的下属官吏便奉命贴出告示：“本州依例放火三日”，把放灯写作放火，从此便留下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