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为何记载王安石不洗脸？兰花|奇石|小和尚|石友|淡泊

大家好，我们的晓正谈历史又来了，今天起我们一起来分享历史知识，也许你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哦。王安石在宋神宗时代主持变法，活跃了十多年。他究竟是脸上肤色太黑，还是从不洗脸，本不该成为疑案。遗憾的是，中国传统史书（包括笔记史料）的撰写传统，惯于以价值判断修正事实判断，让事实判断沦为价值判断的附庸。于是，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最后变成了对王安石的出身（野獾附体）与日常行为习惯（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的否定——尽管那些针对变法本身的批评，有许多是站得住脚的。许多宋人笔记热衷于描写王安石的真身是一只獾。《邵氏闻见录》里说王安石出生的时候，一只獾跑进产房，瞬间消失不见，所以他有个小名叫作“獾郎”。《云麓漫钞》则说王安石出生时，一只野獾很突兀地出现在了外面人来人往的大街上。《铁围山丛谈》的记载尤为荒诞，说是有一个叫作李士宁的“异人”，经常出入王家，他识破了王安石的前身是一只獾，所以总唤他“獾儿”。王安石少年时代貌不出众（或者可以说得上是丑），大概是“獾郎”这个外号的真实缘起。宋神宗曾问三朝老臣张方平是否认识王安石，张方平回答说：“认识，某次我去王家见过他。那时王安石还是个孩子，穿着粗短布褐衣，全身长满疥疮，正在打扫庭院，犹如一个苍头（仆役）”。《坚瓠集》里说王安石“肤理如蛇皮”，皮肤非常难看，大约正是早年得过严重疥疮的后遗症。王安石写过一首《疥》诗，告诫世人得了疥疮须赶紧延医治疗，切不可吝啬钱财。非深受疥疮之苦者，不能作如此语：浮阳燥欲出，阴湿与之战。燥湿相留连，虫出乃投间。搔肤血至股，解衣燎炉炭。方其惬心时，更自无可患。呼医急治之，莫惜千金散。有乐即有苦，惬心非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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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王安石绘像一种除了“野獾附体”，宋人笔记中的王安石，还是一个常年不洗脸之人。比如《石林燕语》里说：大意是：王安石这人不在意自己的形貌，常年累月不洗脸不沐浴，衣服脏了也不拿去洗。类似的说法流传甚广，以至于元代撰修《宋史》时也信以为真，将之写入了《王安石传》，不过话说得比较委婉：委婉是委婉，这段记载在逻辑上却实在不通。衣服脏了不洗，脸脏了也不洗，这是个人卫生习惯问题，与不喜欢奢靡（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完全是两码事。世人不是傻子，也不会因为一个人如此邋遢、如此不讲卫生，就称赞他特别地“贤”——据宋人笔记《邵氏闻见录》，苏洵就对王安石的邋遢非常不以为然，专门写了一篇《辨奸论》来讥讽：“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匿。”大意是：脸脏了就会去洗，衣服脏了也会去洗，这是人之常情。如今有些人却不然，穿着脏兮兮的奴隶之服，吃着难以下咽的猪狗之食，囚首丧面在那里大谈诗书，这岂是人之常情！凡事若不近人情，其背后多半藏着不可告人的奸猾用意。据《东轩笔录》记载，吕惠卿某次与王安石聊天，对王说：“你脸黑是一种病，可用一种叫做园荽的药物洗白。”王安石回答：“我脸黑不是病，是生来如此”。吕惠卿说：“不是病，园荽也可以洗白。”王安石回答：“上天赐我一张黑脸，园荽没办法的。”《梦溪笔谈》则记载，王安石面色黧黑，门人询问医生，医生说：“那是污垢，并非疾病”，建议用澡豆洗脸。王安石则回应称：“上天给我一副黑脸，澡豆能有什么办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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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的苏洵《辨奸论》，是王安石不洗脸、不洗衣服一事传播开来的关键。但此文其实大有蹊跷——它最早见于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邵氏编写此书，已是南宋绍兴二年。若苏洵早有此文传世，宋神宗熙丰、宋哲宗元佑年间，王安石遭到士大夫群体的集体声讨时，这篇雄文不被任何人提及，可以说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而其他可证明此文早已存在的证据，只有张方平为苏洵所作的《墓表》与苏轼的《谢张公作墓表书》，但二者的现世，却又远在绍兴十七年之后，比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出现得还要晚。据清代学者李绂、蔡上翔等人的考据，此文实为邵伯温事后伪作，邵氏不能认同王安石变法，故借苏洵之名伪作此文，同时也呼应了宋高宗发起的针对王安石的批判。这种以价值判断修正事实判断的做法，在传统史书中留下了太多史实层面的陷阱。王安石的不洗脸，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例子。喜欢的小朋友一定要多多说说自己的意见，我们一起来讨论，分享自己的观点，说的不对的也要指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