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之心学究竟和传统儒学有何根本区别？九零后|符号|才华|喜剧|配角

我更乐意谈谈朱熹。
朱熹也许是在今日中国被低估的哲学家。
可以说，在朱熹之前，中国无所谓的哲学，所谓的老子庄子，所谓的孔子孟子都只不过是朴素的人文思想家，他们建构起来的中华文明的伦理学，乃是一间间无比简陋的茅草屋。
这一间间茅草屋其实是经不起后人以严谨的逻辑去较真的。
只有到了朱熹横空出世，才将他此前一千年前先贤遗落的残砖断瓦加以利用，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建成了“理学”的巍峨大厦。
理学之诞生之日，即是中国哲学第一次被确立之时。
在朱熹之前，中国无所谓哲学。
在朱熹之后，中国人哲学才走在了正确的思辨道路上。
中国人以“道”为天地万物之间之终极规律，这一终极规律即便是天上各路神仙也要所其束缚。
道无法确指，而只能悬置。
于是乎，自先秦而南宋，中国人玄而又玄的扯了千年之道，不惟是读的人没读明白，就是写的人又何尝明白自己笔下的道。
今天中国人日常最爱说道理，道在前而理在后，这个理，就是朱熹所倡之理。
朱熹借用了彼时周敦颐、二程等人发明之新概念而加以深化。
周敦颐以为宇宙乃是无中而生万有，是以“无极”生出了“太极”，“太极”生出了“阴阳”，“阴阳”即是天下之万物。
程颢论《中庸》一书，则言“中庸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
他的弟弟程颐据此又衍生出中国哲学史石破天惊的新概念——理一分殊。
当然，程颐最初之阐述乃是基于伦理学，他从儒家的角度以为，人皆有仁爱之心，乃是道德原则之统一（理一）。
而根据所处对象、情景之不同，加之以不同的对待（分殊）。
朱熹由此出发，将这一概念推演至于宇宙论，他以“太极”为“总理”，于是乎“理生万物”，于是乎“理主动静”，于是乎“未有此气，已有此理”，于是乎“未有这事，先有这理”。
至此，朱熹总算是硬着头皮开辟出了中国真正意义上之哲学的新路，可是说，在朱熹之前，中国无所谓哲学，在朱熹之后的千年，中国哲学只能在此基础上寸进。
在朱熹眼中，性即理，本心即是性，由此，理学这一门学问又叫做“心性之学”。
谈到这里，但凡是真读书人，抱持着求真知之哲学心态，也自然明了了王阳明的那一套心学也无非是在理学的房间里头叠床架屋罢了。
“心性之学”即是内圣之学，最终是要求读书人自我砥砺，成圣、成仁、成大人，此之谓“成德之教”。
一个读书人在其有限的一生，使得自身之人格圆满，则不必跪倒在鬼神仙佛之膝盖之下，追求道德即是坚持了信仰，由此，道德亦是宗教。
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学何以能让每一个读书人尊奉信仰，其虔诚不亚于人类各大宗教之信徒，不惜为践行理想而捐躯即在于此。
可以说，在朱熹之前，为儒学而死的读书人几乎没有。
在朱熹之后，诸如文天祥这般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则犹如过江之鲫。
有了信仰，死都不怕了，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而这力量恰恰是在朱熹阐明了之后，儒家道德得以证成，成为所有中国读书人的内心力量之源泉，儒学才真正的成为了中国人的道德形而上学。
朱熹的光芒只能昭显了其后中国哲学家的无能，他盖的理学大厦，一直到清朝覆灭，再难有超越者。
而王阳明的心学，不过是理学发展出来的自然途径。
王阳明心学的前身，乃是南宋陆九渊的心学，是以“心学”更准确的说，应该叫做陆王心学。
我生万物生，我死万物死，这是陆九渊的观点，他从《孟子》中一句“万物皆备于我”发明出来。
这观点，在古希腊智者普洛泰戈拉的口中，即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
由此，陆九渊慨然提出——宇宙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又说，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
这时候，我们再来看王阳明的心学，撇开他那神神秘秘的龙场悟道，撇开他那无厘头的格物致知，他走的恰恰是一条不归的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