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舞台上重写诗词：致《一蓑烟雨》编导白爱莲妖僧|三教|明代|皆通|黑袍|朱棣|姚广孝

白导：
收到《一蓑烟雨》剧本及录像资料，十分感谢，迟复为歉。
距在繁星戏剧村现场观看演出，已有两个多月，其诗情画意、精妙雅致，让人久久难忘。今重读剧本并观看单机位录制的影像资料，更觉得无论作为戏曲作品，还是小剧场实验剧目，《一蓑烟雨》都可以说是一部别具创意和艺术特色的优秀剧目。
淑世与归隐的精神困顿
《一蓑烟雨》叙述元丰年间，苏轼贬谪黄州，从忧谗畏讥、怔忡、彷徨到感悟天地、超乎尘垢的心路历程，着力表现千百年来中国古代士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当代知识分子）淑世与归隐的精神困顿与人生难题。
全剧分藏、嬉、行三个段落，首尾两段均写酒、写月。借酒写性情，用月写参悟。苏轼于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初一到黄州，初寄寓于定慧院僧舍和临皋亭。次年，幸得友人替他从官府请得一块五十余亩的荒地，垦植略济饥窘，并筑室于此。这块荒地在州城旧营地的东面，因而取名东坡。他也由此自号东坡居士。《一蓑烟雨》的副题是“苏东坡的黄州夜色”，可见此时距苏轼来黄州已近两年。作为谴谪的罪官，苏东坡仍不免有些孤独、失落，月夜买醉，更多的是借酒忘却恶浊的官场与现实，排遣茫然、惶恐的心绪。但此时他的内心已渐趋平复，月夜漫步，放浪山水，追求的是精神的自由与个性的舒展，并在与大自然的观照中，体悟宇宙万有的妙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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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蓑烟雨》剧照
苏轼的政治思想和态度颇为复杂。他既对王安石的新法颇多异议，对司马光全盘否定新法也不完全认同，其德业文章，一生多变。他的侍妾朝云戏说他“一肚皮不入时宜”，而刘安世则称述“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元城语录》卷上）。可贵的是，苏东坡一生虽屡遭迁贬，然无论在朝在野，流转何方，始终未忘情于世，其用世之心志未因超旷之襟怀而稍有改变，造就了一个伟大的诗人、学者和政治家。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犬儒主义盛行的商业时代，在戏剧舞台上形塑这样一个立言忠直、不改其志的知识分子形象，自有其不可忽略的意义和启悟作用。但我在这里着重要说的是，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
化用苏诗苏词的白璧微瑕
《一蓑烟雨》的舞台简约通透：八片栅栏式的立地施转隔板并列横贯舞台，在后区分隔出前后两处空间，淡淡的光晕中，人影晃动，别有韵致；旋转隔板便于检场人/角色上下场，使时空流转更为方便；运用色光变化分切空间、营造气氛，执简御繁，省简纯净；人物服饰素淡雅致，用色惜墨如金，反衬出“宋朝人”的亮丽矫逸，熠熠生辉……所有这一切，都显出构思细密，处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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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蓑烟雨》剧照
民族戏曲本就属于诗剧类型，唱词采用诗词体，对白也常用押韵句。《一蓑烟雨》更是大量移用苏诗、苏词，诗美与情致两相辉映；物境与心境，交杂浑成。或许有人要说，苏东坡的诗词美则美矣，但对大多数观众而言，除了觉得唱词优美动听之外，恐怕难以体味其旷逸的意趣，也难以领略其深蕴的奥义。这可能是实际存在的问题。但这些名句已被移入虚构的戏剧情景之中，只要与人物身份与特定情境相契合，它们在原诗（词）中的意义大可不必深究。
诗为心声，倒是这些挪用的诗句是否符合特定场景中人物的内在真实，显得更为重要。例如，第一段，苏东坡从酒馆夜归，敲门无人应答，独自到江边赏月，遇见一个青年书生（苏东坡二十年前的少年之身），两者对唱所引用的诗词，无论是苏轼寓居定慧院时所写的《卜算子》（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或是在沙湖道遇雨后所作的《定风波》（一蓑烟雨任平生），都是贬谪黄州之后的作品，超旷之怀杂有怨断之音，符合苏东坡在此时之地的心境，却与“少年之身”不合。二十年前的苏东坡，进士及第、制科出众，正当意气风发，与戴罪之身千里投荒时的复杂心境大为不同。二个不同年代的苏东坡同调对唱，彼此唱和，不若两相比对、调异而志同更为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