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丑的身上有着狂欢的精神和酒神气质,游戏般地将身体倒立某种意义上正是狂欢节广场上人们会对国王扮演者所做的事,有着颠倒一切等级秩序、瓦解权力结构的象征性意义。他们手里的“小丑棒”是弄臣的标志性饰物,有时候其形状猥亵,因此在戏剧舞台上,该饰物除了代表国王的权力之外,也是阳具的象征,而这二者都是弄臣的嘲笑对象,莎士比亚的《终成眷属》中就有小丑对宫廷老臣拉佛说“我把我常耍的这小棍给他妻子,这就是给他干活了”。
所以,我们回看这个故事,站在权力巅峰的男性是最无力无用、最需要倚靠他人的一个,越拥有知识权力的男人给的建议越荒诞、对普通民众的伤害越大,而最底层的、被剥夺了知识话语权的、以嘲笑阳具/父式权力为己任的“去势”男性则成为了最理想的、最会做父亲的人。或者说,这个会为女儿流泪的弹着鲁特琴的诗人,也是国王通过“中年成长”考核之后将呈现的一个外在形态——你看,他甚至记得退出房门前轻轻地将公主的被子盖好——这看起来不像是外人而更像一个父亲的爱怜之举。当“他”去势、流泪且承认无能时,却最有力量或即将获得力量。
男人的“完善与成熟”
通过诙谐和嘲讽崇高者、知识权威和其他权力上位者展示其平民力量、不被规矩制约的生命力的形象在文学中很常见,像《好兵帅克》里的帅克和《堂·吉诃德》里的桑丘;通过流泪、去势而反得其能量、打动读者的男性主人公更是常见。
我至今仍记得《茶花女》里女主人公玛格丽特对阿尔芒解释为什么她在一众追捧自己的男人中独独爱上了他:“从前我有一条狗,当我咳嗽的时候,它总用悲哀的神气瞅着我,它是我唯一喜爱的动物。当你流着泪看我的时候,我一下子就像爱那条狗一样地爱上了你。要是男人们知道眼泪能换来什么,他们就会变得更讨人喜爱,我们也不会这样乱挥霍他们的钱了。”
这个比喻因为过分直接而让我从小学一直记到如今,我可能会将之铭记终生了(所以说年少的时候不能遇到太令人瞠目结舌的表白)。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丝毫不尊重对方的意思,而是在非常恳切、热烈地对爱人作告白,让读者没有理由不相信,在有资格被历史记住、进入未来的文学作品中,有些价值序列与通常大众被规训的权力思维、性别气质是恰恰相反的。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的文学作品中,多愁“去势”、容易落泪的男性主人公形象越来越多。这或许是因为在对“人”的发现之后,作家们越来越愿意把注意力给予人的情感和心理世界,男性的失落与脆弱也逐渐得到了更多的宽容和理解,他们由此获得了更多被表现的空间。《情感教育》里的弗雷德里克、《白痴》里的梅诗金公爵、《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奥涅金莫不是作品中最动人的男性形象、得到了作者最多的刻画。
文章插图
《公主的月亮》1943年英文版本的内页图。
越是认识到女性所承担之事的价值并接纳阴性力量成为自己一部分的男人越接近“完善和成熟”——这一点在《公主的月亮》中其实也体现于三位大臣给国王的第一次回复中。皇家总管将妻子要他出门买的东西和国王的需求清单列在了一块,在他汇报的一堆奇异事物中忽然出现了“一磅黄油、两打鸡蛋和一大袋糖”;魔法师亦是如此,他要负责为妻子弄来“一轴线、一盒针和一块蜂蜡”,不过“衣”比起“食”这一最基本需求来算是隔了一层的身外之物了;皇家学者看起来与妻子(也就是他的“阿尼玛女神”)最疏离,他没有这方面的任务。这个细节表现与我们前面所讲的他们的父式英雄属性的强弱程度及其对亲密关系和健康公正社会的损坏程度是相呼应的。
不论是否用“阿尼玛”理论去解释,在现代社会呼唤男性反思关于“男子气概”“父式英雄”的传统话术,尝试为之注入新的内涵(比如“恶作剧者”原型所具有的游戏精神、诙谐狡黠之力和沟通疗愈之力),谦逊地从阴性力量中学习穿越困境之道,既有助于“女儿们”获得幸福,懂得“爱”之真谛正在于帮助所爱之人找到自我、成为她想成为的;对男性而言,最终也将返回自身,将“自我”从陈旧的性别规约与零和游戏的权力法则中解放出来,去更自由地成为真正想成为之人。
如此,摘得澄明之月将不再只是童话。
撰文 | 王帅乃
编辑 | 申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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