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者|癌症舞者( 二 ) https://p0.ssl.img.360kuhttps://p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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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齐德明在跳舞间隙对镜整理头发。新京报采访人员王霜霜摄
团友
一支舞结束，中间休息了十多分钟。祝兰珍像只黄鹂鸟一样，在人群里飞来飞去。走到哪儿，哪里就是一片笑声。
“别人叫我们‘少奶奶’，哈哈哈……”，祝兰珍毫无忌讳地拿自己的疾病打趣，她也是一个乳腺癌患者。
1997年，祝兰珍确诊乳腺癌。做完手术，她失去了一只乳房。她掀开衣服，一条长长的竖刀疤从锁骨延至肚皮，一边的胸部凹空了。
生病前，祝兰珍是一家工厂的职工，16岁进了厂，退休前是开包装机的。她是机长，一条流水线的质量、任务量都压在她头上。自己的性格好强，每年都想争“先进机台”的称号。完不成任务，“着急啊，上火啊”。在厂里吃饭，祝兰珍没上过桌。打了饭，端着一路吃到车间，洗洗碗，继续干活。“像跳舞这些”是她从来都不感兴趣的。
切掉一个乳房两年后，祝兰珍又被推进了手术室。腋窝长了包块，10根淋巴被清除掉了9根。又过了四年，祝兰珍的子宫和卵巢一起被切除了，上面发现了肌瘤和包块。“我是个老挨刀的”，她说。
第二次手术后，祝兰珍申请了提前退休，那一年，她43岁。
刚进绿洲艺术团时，她只敢站在后排，觉得自己跳得不好。但看着跳得好的人，心里又羡慕。排练回去，她在家开着音响，开始回味，哪个动作跟哪个动作连贯，“如果卡在那一点，就走不下去”，不自觉就用手比划起来。
刚学跳舞时，祝兰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驯服自己的那个“假胸”。少了个乳房，她花400块钱买了一对硅胶义乳，用了十几年，里面的硅胶像化了的猪油。
“有二三两呢”，祝兰珍拎着装着义乳的胸罩说。她把一块布缝在胸罩里面，把义乳塞进去。有时，跳着跳着舞，两个胸就一高一低。
刚买的新胸罩，祝兰珍会重新加工一下，拿一块新布缝在胸罩里面，针脚缝得严严的，漏一个小口，这样把硅胶义乳塞进去，就不会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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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洲艺术团参加演出，第一排中间为张渝生。受访者供图
67岁的张渝生，穿一条宽松的运动裤，喜欢把发白的短发从脑门后梳到耳朵前，张渝生说自己身体素质一直很好，还是半大小伙子时，常到海埂公园一圈圈地游泳。
2006年，被查出肺癌，做化疗时，别人连喝口水都要吐，他还能在病房吃掉一大碗妻子买来的米线。
张渝生曾是艺术团最积极的团友之一。但在去年，他一度因妻子的突然离世而一蹶不振。
张渝生和妻子是一个单位的同事，都在宣传队里。张渝生会跳，会唱，嗓音高亢，宣传队里排《智取威虎山》，演员在台上演，他在旁边唱。既唱杨子荣的唱段，也唱少建波的。没有麦克风，全凭自己的嗓子把音送出去。他的肺活量高，在乐队里还吹小号。
一次，妻子把一根软软的竹竿伸到人群中，说“愿者上钩”，竹竿正好碰到了张渝生的后背。见大家一起哄，妻子红着脸跑了。从此之后，宣传队里的人就开始把二人往一块撮合。
去年，张渝生的妻子因卵巢癌去世。从确诊到走，只用了7个月。他一下子瘦了8公斤。
家里的茶几上堆满了一摞摞的药盒；饭桌上，几盘剩菜，用保鲜膜封着。一条吃得只剩下头的鱼最抢眼；客厅角落里堆满了纸箱。书柜上有一张黑白照片，一个一头卷发的女孩靠在一个穿着白衬衫男孩的肩膀上，两个人笑着望向前方，这是张渝生和妻子年轻时的合照。
“她在时，家里清清爽爽的。她一走，我也不知道怎么收拾，乱七八糟的东西越堆越多”，站在客厅中间，张渝生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妻子是干家务活的一把好手，结婚后，张渝生连一双袜子都没洗过。
妻子走后，每天早上四五点，张渝生就坐在沙发上流泪，“很孤独”。在生活上的无力感，更加重了思念。他不想出门，不是对着妻子的遗像发呆就是去院子里站着。绿洲排练，再也叫不动他了。
“如果到了我撑不到的那天，我会去找你的”，张渝生常在深夜发朋友圈。绿洲艺术团团长周韵律看情况不对，给他打电话，“艺术团不能缺了你，你要为了大局着想”，才把张渝生叫出了家门。
现在，张渝生又恢复了以前的生活，每周六是绿洲艺术团排练的日子。张渝生早晨7点就出发，和小外孙女告别后，往公交车站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