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察觉到他父母的教育方式、孩子的成长环境有一些负性的经历,我们就会一起对这个家庭做一些综合性工作。”程医生说,近期她的门诊患者有将近70%都是抑郁症或抑郁情绪的青少年,对于情况较为严重的孩子往往建议他们住院治疗。其中,大部分抑郁症的青少年效果都很不错,“因为我们除了给孩子使用药物外,还有心理治疗师对孩子本人及其父母等整个家庭进行辅助指导。”
在程医生看来,如果仅仅是用药物帮助孩子摆脱抑郁发病急性期,而不改变他生活的环境,最终治疗效果也无法巩固。因而,她特别呼吁,要对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不利因素开展工作,最关键的是帮助孩子完善性格,发展成健全的人格。“只有这样,今后孩子在经历一些环境变故或不顺心如意之事时,才能有能力应对,而不是一遇到这种事情就发展成抑郁症了。”
程小菁医生表示,一个抑郁的孩子与遗传因素、个人性格、家庭教育、社会环境等都有着密切联系。内向敏感、有过创伤经历或家庭环境不良的孩子,罹患抑郁症的可能性更高。如张明的母亲,对孩子的教育过于紧张,对孩子的人生发展寄予了过高期望。因而,孩子也承受了过大的心理压力。“我们在临床中发现,出现心理问题的青少年数量呈明显增长,尤其是初高中生。而且起病年龄也有降低的趋势,比如现在有些小学三四年级的孩子就因为情绪问题来就诊。”
所以,这就需要家庭、学校、社会一起关注并帮助到孩子的成长。“我们医院也特别和教育部门联合,专家进校园为孩子们和家长们进行心理健康的科普,同时和学校合作开通绿色通道,为亟需就诊的青少年尽快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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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马拉松的庄超(受访者供图)
多次试图自杀,写了好几次遗书
在曾经的抑郁症患者庄超看来,程小菁医生所言非虚:抑郁症都需要自己走出来,药物和心理治疗只是辅助,而且“家庭同治”非常必要。
说起来,庄超和和抑郁症“斗争”了20多年,从6岁开始他就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最严重的还是高三时期,学业压力让他几乎喘不上气来,“那时抑郁症大暴发,几乎彻夜失眠,常常不自觉地发抖、低烧,最后只能靠打点滴维持。”庄超回忆道,好不容易坚持完高考,从小到大都是学霸的庄超,虽受抑郁症折磨,仍然考上了山东大学。大学里宽松的环境并没有让庄超的抑郁症减轻,刚军训完,他就试图自杀,最后不得不办理了休学手续。
“现在想想,很感谢山大的老师们和家人对我的宽容和帮助。”庄超说,他那时在家躺了整整一年,连吃饭都不能下床。他认为当时自己已经处于“半木僵”状态,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作为家里的独生子,父母虽然无法理解庄超的感受,但依然用爱接纳了这样的他。
一年过去后,庄超再次入学,抑郁症带来的痛苦感几乎如影随形,庄超多次站到楼顶,想纵身跳下后让自己解脱,还攒过安眠药,“写了很多次遗书”。所幸的是,每次都被及时发现,“那时候父亲只要找不到我就马上报警,同学和老师都对我特别宽容,愿意给我一切所能的帮助。”
大三那年,庄超无意中在网上发现了阳光工程心理自助论坛,才恍然大悟,“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从此以后,庄超在论坛上积极发言交流,逐渐成长为论坛管理员和组织者,除了线上交流,也开始组织线下聚会活动。“说是互助,其实刚开始就是简单的抱团取暖,大家互相鼓励。”
借助这样的互助组织,庄超曾数次救下试图自杀的“郁友”。后来,他去了北京发展,也许是新的环境确实让庄超更加放松,也许是遇到了理解他的爱人,也许是跑马拉松让他得到了释放……
也许,也许是无数个瞬间的偶然,让他战胜抑郁症成为必然。庄超清楚地记得,2008年5月11日,吃完了手里的最后一片抗抑郁药,就从此告别了药物治疗。
后来,他在北京做了很多抑郁症相关的公益组织。如今,他从事中医整体诊疗抑郁症工作。“我把抑郁症的治疗叫作‘心灵环保’,国家出台‘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的政策,说明了青少年抑郁症的严重性,也说明国家开始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了,该政策的出台非常及时。我们那时候,大家对抑郁症根本不了解,所以不论是别人还是自己总觉得是患这个疾病是异类。”庄超说,他始终认为抑郁症其实也是给了他一个重新修正的机会,让他重新认识生活,让他重新改变生命,也让他懂得了“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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