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想象我们会丢掉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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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想象我们会丢掉戏曲





◎张敞





我不是史依弘的粉丝,我是一个评论人或者说写作者,像我们这种人有点知识分子的臭清高,只会当已经去世的人的粉丝。比如我可以是莎士比亚、施耐庵、梅兰芳、张爱玲的粉丝。但是我们这种人又很难搞,总是用感性和理性两方面来思考,所以即使做人家的粉丝,也喜欢妄自尊大地分析人家作品的优缺点。





三岛由纪夫写过一段话,他说,评论家就像是一个到百货公司里面没打算买东西,而只是去借厕所的人。他自己的好恶往往决定了作品的好坏。“一部作品在这样的惯犯的眼里,就只是一间大厕所吧?”所以我给人家做粉丝,如果这些伟大的人活着,看到我说这说那,评价来,评价去,也不一定真心会高兴。





但是,我也可以认真地说,我是中国戏曲的粉丝,也可以是某个演员某一部戏的粉丝。





比如史依弘演出的梅尚程荀四出戏,我愿意做《女起解》和《昭君出塞》的粉丝。





在我看的史依弘的若干戏里,我认为《玉堂春》几乎代表了史依弘表演的最高水准。我看过很多版本的《玉堂春》, 仍然愿意欣赏史依弘的版本。她那种哀怨在心里,不疾不徐的表达,是很成功的。





关于《昭君出塞》,我看戏大概有二十几年了,但这是第一次在剧场中看《昭君出塞》,本来我以为这只是一个武功见长的戏,可是没想到,在昭君上轿时,通过史依弘的表演,我的内心和王昭君一样难过。





而且这两出戏从表演到剧本,都表达出中国文化最高级的那部分,那种从唐诗宋词过来的,不严密,却又很严密的,也像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苏轼的《赤壁赋》一样的古代散文的风致。





我同样也喜欢史依弘演出的《金玉奴》和《春闺梦》,抛去一切对她表演上具体细节的评价,她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两出戏她演出了既属于她的,又属于流派的,不偏不怪,不刻意不拿捏的气质。这在很多流派演员身上,都越来越少看到了。





看多了老先生们的录像,其实很难在剧场里欣赏当代演员的演出。老先生们是生活在舞台上的,现在的演员可能没有这样的土壤,也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发现很多演员根本不喜欢戏曲,他不享受艺术创造,也没有很深地去体会过人物的思想感情,这是很可怕的。





其实现在的演员也有比过去的演员好的地方,因为很多作品有录像,可以让你在家里反复揣摩。不像过去,你要看梅先生、程先生,必须每天进戏院反复看、加深记忆。所以现在的演员应该在雕琢和辨析上超过前辈才是。





最后谈一下,为什么我在没有看史依弘的这四出戏之前,就愿意和她来交流一下,做一个对谈,包括我为什么愿意从北京来上海,参加这次交流。





我希望看到戏曲界一直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没有门户之见的,是唯艺术论的,是博学旁收的,是严肃的,甚至也可以是不管不顾的。





因为戏曲的推广,或者说任何一个门类的艺术的推广,都不是全体人员整齐划一的大阅兵式的前进,它永远是精英式的,是某几个艺术家勇敢和努力开拓的结果。





从四大须生到四大名旦,那些精彩的流派戏,我们今天看到的,无不经过他们精心的再创造,或者对其他剧种的移植。我觉得继承传统艺术,除了技术的部分,更应该继承这种精神的部分。我是来为这种精神鼓掌的。





前两天看尼采的笔记,其中有一段话,他说:“一个民族的那些最伟大的天才的形象就是这个民族的形象……一座看不见的桥梁把一个又一个天才连接起来,共同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真正无可置疑的‘历史’。”





我们戏曲上曾经出现过那么多天才式的艺术家,是他们“一个又一个天才连接起来”,把戏曲艺术小心地放在了我们这些后人手里。我们有责任爱它,珍视它,害怕它不再是它。





我不敢想象我们会丢掉《诗经》《楚辞》《春秋》《左传》《史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正如我也不敢想象某一天我们会丢掉戏曲。





这些都是我们文化的血脉,希望我们的媒体和演员重视它,再重视它,因为这就像重视我们自己,多么重视都不为过。





也正是在这样的重视和注目中,更多的好演员会出来,更多的戏迷也会出来,他们也会构成新的无可置疑的文化传承历史。





(本文为作者在2018年6月6日举办的“梅尚程荀史依弘”演后交流会上的发言整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