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辛婕：网约车平台安全保障义务的理解与适用( 四 ) 中薪|高薪|安全保障|义务|平台

因此笔者认为，基于驾驶员在合作过程中的自主选择，其自由意思不能被忽视，应当认定为“平台内经营者”。既然如此，那么第38条第2款无论何种条件只有满足其一即可触发法律责任，只是将“资质审核”与“安全保障”进行了形式的划分，不构成实质的适用障碍。
3.需求回应：对社会问题的重视
网约车行业作为众多乘客出行的选择之一，其极大的信息不对称无疑增加了乘客潜在的人身威胁，但很长时间以来并未出现一套清晰的制度规则以规范网约车平台的行为，平台自身的安全保障功能也极不完善。在2018年“滴滴出行”平台发生的乘客遇害案中，滴滴公司在官方微博发布的公告中承认其在车主审核、人脸识别、投诉反馈等方面未能够妥善处理以致埋下隐患。彼时国内尚未有规范性文件对滴滴公司这样的平台经营者规定妥当的义务，欲要求平台在何种程度上承担何类责任成了模糊的问题。虽然此后滴滴平台在较长时间内集中大量精力对安保工作进行了整改，但法律层面仍无一个确切的回应。
随着电商行业的蓬勃发展，其特殊的规范需求也逐渐进入社会公众和立法者的视野。作为电商经济的参与者，网约车平台既有电商平台的共性，又有自身行业服务的特殊性，但不论如何，保障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是其运营的根本原则，保证平台提供的服务无害是其根本要求。因此，不仅需要统领性、抽象性的条文从思想层面给予警示，更需要细致性、具体性的解释从技术层面提供可操作性。在电子商务法搭建好的框架之内，合理解释网约车平台的“安全保障义务”是法律工作者未完待续的工作，更是让第38条第2款真正发挥实效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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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约车平台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细化
电子商务平台本身需承担更高标准的安全保障义务，服务与消费者人身安全紧密相关的网约车平台的义务标准只有上升而不能下降。但电子商务法第38条第2款给出的仅仅是高度抽象的原则性要求，不能满足网约车平台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标准需要，不过，即便是规则的细化也须在界限内进行，对“相应”的理解不应超过“其能够防止或制止的损害范围”，既不恣意轻纵，也不能过分苛责。无论是细化行为类型还是明晰法律责任，按照“从框架到内容、从宏观到微观”的顺序是最稳妥的方式，这样既保障了体系的统一与完整，也能够突出网约车平台的特点。
（一）划分具体阶段
从驾驶员的准入，到具体的接送服务，再到服务结束后的数据信息，平台经营者作为整个流程中的把控者可以在任何时点行使其管理职能，因此也应当以一个贯穿始终的态度来评价网约车平台的积极作为。网约车运输服务的完成是一个综合线上与线下的过程，在每一个阶段都有着不同的作为义务，可以以此作为履行不同义务的基础。这样的划分并非毫无根据。2018年5月，由交通运输部、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税务总局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业事中事后联合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即在文件名称体现了针对不同阶段的监管思路。不过，通知作为监管部门出台的文件，其内容多属于从网络、竞争、经济等方面的监管规制，且并未说明何为“事中”、何为“事后”。若要解决网约车平台的义务履行问题，还需回归民商法的主体和行为背景，再结合电子商务法的规定予以细化。基于此，笔者将网约车服务中应受到规制的时段描述为“事前审核”“事中跟进”及“事后反馈”三个部分。
根据第二部分的论述，网约车平台的“资质审核义务”与“安全保障义务”可以做一个形式层面的区分，从而使得这三个阶段不完全属于“安全保障”的范畴。事前审核是指，在司机申请进入平台时，平台有义务对司机的驾驶资格、基本身份信息、违章信息等进行核查，对不符合资质、具有严重违章记录、犯罪记录的申请者不予通过，可以归纳为是驾驶员准入资格的审查义务。那么，“资质审核义务”作用的范围应与“事前审核”这一阶段相对应。“阶段三分法”是对网约车平台行为的客观划分，义务种类的划分是立法对不同作为义务所含内在价值的抽象提取，将义务划归不同阶段下或者不同阶段体现为不同义务并不矛盾。因此，电子商务法第38条第2款中的“安全保障义务”重点在“事中跟进”和“事后反馈”两个阶段凸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