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身份与反抗:汉娜·阿伦特与她笔下的犹太沙龙女主人( 四 )


拉结的第二种斗争方式是事业。在犹太、女人之外,她唯一一个靠自己努力而赢得的身份标签,就是19世纪初柏林最著名的文化沙龙主人。根据史料,沙龙这一风行于18世纪末巴黎上层社会的社交形式,在柏林扎根后收获了更多文化意味。通过对沙龙文化的成功移植,拉结的才能与自我价值得到极大彰显。沙龙文化的繁荣背后,是性别和犹太身份的淡化。在当时的沙龙中,女性客人相对男性客人所占比例较小;而在男性客人当中,非犹太男性占绝大多数。由此可见,沙龙应该是一个淡化犹太人与非犹太界限的所在。不过,阿伦特对此并未作出特别的褒扬,而是深入到沙龙场所的内部,以冷静的目光审视拉结作为犹太沙龙主人所经历的内心变化。
犹太女性能够在柏林成功创办沙龙并使之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这首先说明,有开明君主制的铺垫,普鲁士社会对犹太人的宽容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所以,拉结自始至终对弗里德里希二世不吝赞美之词,也因此对贵族好感倍增。1790年,拉结的第一个沙龙在她柏林耶格大街的家里开张。这是一个真正汇聚知识分子的社交圈,许多后世广为流传的思想和作品,都在这里首先发声。在拉结的沙龙里,甚至形成了最早的歌德崇拜圈。拉结本人就是《威廉·迈斯特》的忠实读者,这部成长发展小说引发了她强烈的共鸣。在塔社贵族身上,她再次呼吸到弗里德里希二世开明君主时代的气息。歌德在小说中通过贵族与市民女子的婚姻,标志性实现了贵族与市民的平等与融合。阿伦特抓住这一点,认为它对一度冀望通过与贵族成婚融入德国主流社会的拉结来说不啻为一个鼓舞,尽管后者要跨越的界限不是从市民到贵族那么简单。
沙龙表面制造了一个身份等级无差别的社交空间,实际却供养着一批精神贵族。在沙龙里,固定的社会等级、职业、身份地位、性别、家庭出身都不再成为人与人交往的通行证;取而代之的是匹配的学识、相近的志趣、共同的品味和出色的表达能力。当时经常造访拉结沙龙的客人中,不乏诗人、作家或文化名人,比如歌德、弗·施莱格尔、洪堡兄弟、让·保尔以及后来浪漫派的著名代表蒂克、布伦塔诺。与此同时,一些演员、艺术家也是沙龙的常客。此外当然还有像路易·费迪南德亲王这样的王室贵族。只是在沙龙里,一个人的贵族身份并不会为他带来任何优越感,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有才和表现力。这也正是拉结的过人之处。沙龙不仅令上进的犹太女性凭借自己的见识、又才、沟通能力去创办社交圈子,而且悄悄改变着男女之间的交往模式。以自身生活饯行浪漫主义纲领的施来格尔夫妇,初次相识就是在文化沙龙上;与拉结曾经交往过的根茨,也时常出入于沙龙。可以说,这里既是浪漫思想的实践场所,又是拉结犹太身份的暂时遁形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