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法|王宏志｜鲍鹏是汉奸吗？一个来自英国“官方”的说法( 三 ) 琦善|英国|说法|汉奸

【说法|王宏志｜鲍鹏是汉奸吗？一个来自英国“官方”的说法】这里除了指称鲍鹏是颠地的“幸童”外——这说法也见于不少其他地方（例如有参与后期议和的黄恩彤也说过“鲍鹏者，粤之香山人，素与义律狎者也”，《抚远纪略》，收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年，412页），还作了一个更严厉的指控；“内地情形意见，悉为所泄”，这就是说鲍鹏为外国人做间谍，泄露秘密。不过，尽管梁廷柟和他的《夷氛闻记》一向都颇受重视和广为征引，但在这里他并没有能够提供任何证据，甚或是说明消息的来源，那么，究竟他的指控是否确实？
首先可以看看琦善的解释。在递解北京后，琦善向刑部提了一份口供，表面看来，可以说是非常合理的辩解。首先，他获朝廷委任为钦差，到广州与英国人议和，但言语不通，必得要找人翻译，可是，他不想在广东聘用通事，因为害怕广东的通事会从中舞弊。他原来并不认识鲍鹏，只是在路过山东时“适闻夷船前在山东，有鲍鹏赴彼传话”，经别人介绍，把鲍鹏招过来做翻译。到达广州后，他才听到鲍鹏原来是前两广总督林则徐要捉拿的犯人，但经查证总督府内的档后，知道只不过因为鲍鹏是买办而被通辑，实则“卷内既无告发之人，亦无指证之案，且其身带职衔，亦未据斥革”，也就是说，根本没有成案，所以可以起用他做翻译。最为关键的是琦善强调鲍鹏只负责一般递文传话，“奏折密件，概不令其与闻”。琦善甚至说自己与鲍鹏“本非素识，方且时加防范”，根本没有把他视作心腹，只是因为义律在议和谈判中带有两名通事，自己方面“仅有鲍鹏通晓夷语，不得不令其传话”而已（《刑部进呈琦善亲供一件》，《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三册，473-474页）。此外，琦善又说自己其实怀疑鲍鹏的能力：“察看鲍鹏仅通夷语，并无能为”，“其人［鲍鹏］仅通夷语，是治于人，而不能治人”，因此，最后“只可令其照文传话而已”（《刑部进呈琦善又一件亲供》，同前，509页；《山东巡抚托浑布奏为遵旨查明上年琦善由山东携鲍鹏同行情形折》，同前，491页）。换言之，他既没有重用鲍鹏，鲍鹏也根本没有什么“机密”可以泄漏出去。The Chinese War），1844年出版。" style="width:600px;" src="https://imagecloud.thepaper.cn/thepaper/image/99/837/156.jpg" />
琦善和义律见面的营地，E. T. Wigan绘，载约翰·奥克特洛尼（John Ouchterlony）著《中国战争》（The Chinese War），1844年出版。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
我们可以看看由睿亲王会同刑部在调查后向道光呈交的奏折（有关刑部睿亲王对鲍鹏审讯的报告，见《睿亲王仁寿等奏为会同审拟鲍鹏私充英人买办案由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四册，55-57页），当中报告甚为详尽，且也应该可靠，因为那是在对鲍鹏“屡加刑责”后取得的口供。据该奏折说，鲍鹏原籍广东香山县，自幼学习外语，道光九年为一间美国商馆充当买办。道光十六年，鲍鹏一位族叔鲍人馆以鲍汉记名义在澳门申请得牌照（据嘉庆十四年[1809]，两广总督百龄及粤海关监督常显所奏，买办一向都须申领牌照，最初是由澳门同知所发，后来改为粤海关监督，为进一步监管，他们建议“嗣后夷商买办，应令由澳门同知就近选择土著殷实之人，取具族长保邻切具，始准承充，给与腰牌印照”，“在澳门者由该同知查稽查；如在黄埔，即交番禺县就稽查”，《粤海关志》卷二十八[夷商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548-549页），在英商颠地馆内任买办，后鲍人馆以病回家，鲍鹏私自代充，为洋人处理日常起居所需物品，赚取工银，其间曾代其他通事购买鸦片烟土，后遭勒索借款，鲍鹏为免受拖累，遂逃至山东，投靠同乡潍县知县招子庸。在知悉未被控告后，他原拟返广州，刚巧有洋船到达山东，山东巡抚托浑布命鲍鹏前赴探询情况。这时候，琦善刚奉派到广东与洋人议和，即致信托浑布，要求带鲍鹏同行。从这奏折看，琦善所说他征用鲍鹏作通事的过程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