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楚泓之战|礼崩乐坏的春秋：中国的礼义精神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消失的？精神|宋襄公|晋文公|齐桓公|消

侠义精神
侠义是武侠小说的江湖人士才有，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种“礼义”精神内附其骨，上至国家王侯，下至贩夫走卒，无不想以礼义为重为先，个人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爱国爱民、扶贫济困，国家具有路见不平出兵相助、敌国之人礼义相交。国家层面上的“礼义”，西周及春秋时期尤为盛行，两国战争基本上摆上桌面的正面战争，定好时间和选好地点，两军排列成同一阵型交战，奇谋诡计、秘密战阵、不宣而战等事情不可出现。“礼义”是周天子周王室定下作为统治秩序的工具，春秋虽说是礼崩乐坏，这种礼义精神却十分流行，列国效仿。可是秩序天生容易被人打破，礼义同样是这样的，有人遵守，便有人违背，最后致使这种“礼义”荡然无存，不再为人熟知尊敬，只为少数国家少数人所拥有。春秋有礼义，战国却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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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义的典范——宋楚泓之战
宋楚泓之战是宋国同楚国争霸的战争史。城濮之战之晋文公兑现当年流亡楚国曾许下“退避三舍”的诺言令晋军后退。鄢陵之战是春秋“礼义”战争的典范：杜甫诗中“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制胜名言在这不管用，开战之前要祈祷和占卜胜负（还挺准的），遇到国君不杀不抓不辱，伤害了敌方国君要受罚，战争开始后还有来有回的交往赠送酒肉金银等礼品，打仗还有着严格的时间限制，白天没打完的仗晚上不能打等等。两国交战，要先下战书，进行委婉的请辞与答辞，战争开始后需遵守许多礼节。敌方将领见到我方君主，必须脱下铠甲下战车走路以示敬意。例如晋楚鄢陵之战中，楚王竟然派出使者前去慰问敌方大将，还是一连三次，双方客气来客气去。这种情形在春秋之后的中国是难以想象到的。
公元638年宋楚泓之战，宋楚两国进行中原霸权的争夺战，于泓水河边发生国战。宋楚之战初期，宋国有两次绝佳的机会重创楚军，一次是楚军渡河之时，渡之一半击之；一次是楚军匆忙渡完河大乱，阵型七零八落未排整好。宋国主将，司马子鱼两次向宋襄公进言攻打。宋襄公均严令禁止。待到楚军整顿结束摆好阵形，两军交锋宋军战败，宋襄公本人腿部也中一箭。国人沸腾，全都在责备宋襄公，为什么占据大优势而不用。宋襄公义正言辞地说：“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自己是君子，不能干趁人之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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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和时人大都认为他迂腐，过于顽固遵守礼节导致战争失败，宋军死伤无数。此战统帅子鱼总结评价道：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我敌也。虽及胡耇，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简单说：宋襄公不知战争，战场上不存在礼义可讲，若存在这般礼义那还打仗干嘛。不过春秋时期的人就是这么有趣，宋襄公就是愿意遵守自古以来的“礼义”君子。宋是商之后裔，华夏正朔，礼仪之邦；楚是南方一蛮夷。在那种时代背景下，宋襄公不愿在楚国面前“阙礼义”、而讲“礼义”不足为奇。《公羊春秋》是赞同和欣赏宋襄公作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