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晔：反垄断法是深化体制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催化剂( 八 )

但是，我认为有必要增加一些修订内容，比如涉及知识产权的第55条。这个条款规定， “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适用本法” 。考虑到深圳中院和广东高院关于华为诉IDC案的判决、以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高通案的决定，专利权人不违反知识产权法的行为，并不能保证可以得到反垄断法的豁免。例如， IDC要求华为支付高额许可费，依据专利法这并不违法，但是依据反垄断法则可能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因此，我认为，《反垄断法》这个规定最好删除。
《反垄断法》的概括性比较强、比较抽象，有些内容需要通过反垄断指南增加可操作性。比如在知识产权方面，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已经发布了专门的执法指南。
《经济观察网》：您怎么看修订草案在立法目的中新增的“鼓励创新”的内容？
王晓晔：我不是很赞成把“鼓励创新”作为反垄断立法的宗旨。我比较赞成德国反垄断学界的主流观点，即反垄断法是为了维护市场竞争态势，因为竞争可以降低产品价格，改善质量、改善售后服务，当然也会推动企业的创新活动，增加新的产品和新的服务。这说明，竞争可以提高企业的效率，推动企业创新，即创新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也是市场竞争的表现方式。正如哈耶克指出的，市场竞争是一个寻求未知问题解决方法的过程；只有借助这个过程，生产和经营的信息才能得以传递，企业的生产能力才能根据市场需求得以调整，权力得到制约，各种利益和企业的各种决策得到协调。
如果说反垄断立法的目的是保护创新，有些企业可能会说自己的产品是创新成果，应当得到保护，但殊不知这个创新过程中是否存在不正当竞争或者限制竞争的问题。我觉得立法目的简单一点儿比较好，如果存在太多的立法目的，目的和目的之间可能出现冲突。
《经济观察网》：反垄断法的修订是不是旨在解决数字经济带来的一些变化？是否恰如其分地关注到了数字经济？
王晓晔：我并不认为这次反垄断法的修订就是围绕数字经济开展的。我在前面指出过，引进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和强化竞争政策的地位，也都是这次反垄断法修订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不是今天才出现的，微软公司是1985年成立的， 1998年美国法院还考虑过拆分微软公司，这当然也是数字经济下的竞争法大案。当然，我国的数字经济在20年来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阿里、腾讯等大型数字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反垄断法的修订不能不考虑数字经济下的市场竞争秩序。数字经济是我国反垄断法修订中应密切关注的一个问题，但它只是反垄断法修订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