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晔：反垄断法是深化体制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催化剂( 十 )

您问及我国法律对我国市场上的外企是否公平，我认为除了反垄断法，这也会涉及其他很多法律制度。例如，学术界很多朋友可能希望谷歌能够留在我国的市场上，这一方面是因为谷歌的搜索引擎对搜索学术研究资料很有帮助，另一方面如果谷歌在我国市场上参与竞争，百度的业务可能不会像现在做得这么差。但这主要不是反垄断的问题，而是产业政策的问题和国家安全的问题。
在这里我也想到《反垄断法》第31条的规定，即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涉及国家安全的，除了进行反垄断审查外，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国家安全审查。正是考虑到国家安全审查与反垄断审查涉及不同的法律制度，修订草案规定， “经营者集中涉及国家安全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国家安全审查。 ”这里强调了国家安全审查不是反垄断执法机关，涉及的法律制度不是反垄断法，而是《外商投资法》、《国家安全法》等其他法律制度。
《经济观察网》：您怎么看待竞争法的国际接轨问题？
王晓晔：我们通常都认为，经济是基础，法律是上层建筑。即法律和经济比较起来，经济可能比法律更重要。反垄断法作为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个基本法律制度，即便各国反垄断法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趋同性，例如针对跨国并购的申报和审查各国反垄断法的差异不是特别大，否则企业对其跨国并购行为的后果完全没有可预期性。但是，即便各国反垄断法存在趋同性，各国立法者一般都会考虑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例如，我国反垄断法有一个关于国家安全审查的规定，这在其他国家的反垄断法一般是没有的。
我国加入WTO后，有的成员国认为我国没有完全遵守入世时的承诺，并由此产生了一些问题。这里可能涉及很多法律和政策，例如产业政策、对外贸易政策、外商投资政策、国家安全问题等。就反垄断法来说，反垄断执法机关比较强调“竞争中立” ，即执法机关对待竞争中的各类市场主体应一视同仁，而不应考虑它们的国籍和所有制，否则就谈不到公平竞争。
我认为，要不要允许外国企业进入我国市场、参与竞争，这不是反垄断法的问题，而是产业政策的问题，这当然需要考虑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是，如果我们允许外国企业进入我国市场参与竞争，反垄断执法机关对这些外国企业就应当与国内企业一样，一视同仁；否则，就会损害我国反垄断法在国际社会的公信力。另一方面，各类企业在市场上的公平竞争不仅可以提高我国消费者的社会福利，而且作为一种激励机制，这也有助于提高我国民族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