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视|离开乐视的五年，我带着伤疤生活( 二 )

我当初就是对乐视生态的坚固充满了信心，迷之信心。
这些信心，是被无数触手可及的细节堆积出来的。比如，在东四环乐视大厦的正门前，印有彩色乐视logo的旗帜围绕着红色的五星红旗飘扬在空中；跟我共事的同事里，很多都来自 BAT，他们都是因为看好乐视发展跳槽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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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水自然是信心最结实的基础。我跳槽到乐视，薪水接近翻倍，以前的同事和朋友知道我的新工作后，都会夸张地道贺，这让我更加坚信，公司的实力足够打造贾老板口中的生态。
每一个细节似乎都在暗示着“明天会更好”，也让人愿意“敬业”。只要顺着这个体系生存，就可以生活得很好。这是我们这样没有背景的年轻人，能改变境遇的最靠谱方式。
我确实也很努力。
按照规定，我们有一个半小时的午休时间。吃完午饭，我偶尔会跟同事一起在楼下散步，但会时刻关注着手机，查看微信群里的需求。
“这个项目是临时决定上线的，你这边能不能优先做一下？”作为设计，我经常接到这样临时插入的需求。这就像一道诏令，不管我当时在哪里，都会马上赶回工位干活儿。不能因为我的效率影响了整个项目上线，这是我对敬业的基本理解。
我的同事们也大抵如此。大家身上也有这股劲儿。大厂的空气里，似乎充盈着随时触发紧迫感的魔力。我很快形成了随时在线的习惯。每天早晨被闹钟叫醒后，我的第一件事不是关掉闹铃，而是看工作群里的新消息，再去公司内部邮箱里转一圈，看看有没有新的通知。
在这期间，闹钟就在一边叮叮咚咚继续响着，不悦耳的铃音提醒着我时间正在一点点流逝，连带着阅读和回复的速度也被加快了。
2016年11月，我收到了贾老板的那封内部全员信，他对公司的快速扩张进行了反思，并表示自愿永远只领取公司1元年薪。我被打动了。我和不少同事还在坚信，波动只是暂时的，困难很快就会过去。
那封信发出去不久，还有离开的同事跟我聊，想等时机合适再回来。然而，情况开始急转直下，2017年春天，公司门口开始出现了举着横幅讨债的供应商，更大的“风波”接踵而至。我们每天上班都要在讨债人愤怒的注视下开始，压抑和恐惧，逐渐侵蚀了曾经牢固的信任。
5月，我和几位同事向部门领导提出了离职。
领导让我们等一等，他上楼去“堵”我们所在分公司的老板。这位老板是在“裁员潮”爆出后才刚刚上任的。到了这个时候，老板都是躲着我们走——担心我们提离职和赔偿。
当天晚上，我们坐在各自的工位上等消息。有人提议，不如一起来把王者荣耀吧。在共事一年多后，我们聚在一起打了第一把5V5游戏。等手机打到没电，领导带着老板出现了。“乐视正在最困难的时间，所有的生产线都已经停工了，但希望品牌部的大家可以多留一段时间，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各位在舆论环境下的努力。”
从未谋面的新老板，在空荡荡的办公楼里对我们发出恳求，不久前，这里还坐满了加班的同事。
03自由
2017年6月，我正式离职了。裁员潮最后席卷到了品牌部。离开的那一天，我没有拿到N+1，甚至连当月的工资都没有如数结算。一台黑色乐视手机，是对我过去一年半的唯一补偿。
我坚持没有使用那部手机，把它放回了老家平顶山，后来姐姐手机坏了，在新手机到货前，暂时使用了一段时间。半个月后，它正式退休。至于和公司签好的赔偿协议，至今没有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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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乐视后，我有大概一年的时间没有上班。
需求没了、周报没了、就连不定期的全员邮件都没有了，大段的时间被空出，某种意义上，我获得了毕业后难得的自由，唯一保留下来的，就是时刻回复信息的习惯。当时我天天躺在床上打王者荣耀，但在回血的几秒钟内，我会快速切回微信，看看有没有人来找我。
不过，对于大部分信息，我都选择不回复。有一次，一个朋友从武汉来北京，来之前给我发微信约见面。我看到那条微信后，继续切回了王者荣耀。
我不是讨厌他，只是单纯的，丧失了与人交流的兴趣。准确地说，我对外界一切都丧失了兴趣。
我被孤独包围了。
法国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曾描写过大街上的现代主义：“我急冲冲地穿过林荫大道，纵身跳过泥泞，要在这一团混乱的车流中避开从四面八方奔腾而来的死神。”这段描写后来被美国作家马歇尔·伯曼引用进了自己的新书《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