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庙|安溪文庙与儒家文化( 三 ) 安溪县|安溪|陈宓|书院|儒家文化|文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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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府志·学校》的前言云：“作学校志，附以学田、书院，及名宦、乡贤诸祠。”这就是说，古代的学校，是包括文庙、学田、书院及名宦、乡贤祠的。换言之，书院、名宦、乡贤祠是主教化文庙的配套设施。我们可以从这些佐辅文庙教化任务的书院、名宦、乡贤祠的历史，看到古代教育与神权、宗法制度的密切关系。五代时，安溪开先令詹敦仁，因“吏民伟公之功，立公生祠于厅事之东”，“不幸而公倾世，吏民如丧所亲，道路号泣，立像作佛事者七日。后一年，士民以公祠在县厅之东，岁时祝祭似有不便，状乞改厅事之外东界，为士民往来之便……乃改新庙”。此事发生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可是到宣和二年（1120年），时隔仅140年，詹敦仁的四世孙姻亲、兴化知军州事张读，发现詹敦仁“祠迁于城隍庙，后享祀之礼遂废。”一位安溪开先县令，从辞禄就耕，锡之田土，追封先代，禄及子孙，其祠享受“朔望县贵祗谒，春秋奠享与社神”，到其祠被并入城隍庙为城隍属神。此举，于宗法制度大为不敬，于宗族大为愤慨。故张读义愤填膺地申诉曰：于宗族讲“非特为詹氏之始祖”；从宗法制度讲“实为一县之开先”。明嘉靖八年（1529年），安溪知县黄怿“改福民祠为名宦、乡贤祠”。嘉靖十八年（1539年），安溪知县殷楘，迁名宦祠于县治谯楼西”。顾珀作记云：“府、州、县名宦祠，皆在治所，唯安溪县名宦附在乡贤祠”，名宦“与乡贤同处，乃愀然不安，欲即改建”。名宦与乡贤同祀、同祠，又是于宗法制度所不许者。以上两例，一为名宦祠入城隍庙；一为名宦、乡贤同祠，均不合封建等级制度，即宗法制度。宗法制度反映于学校明矣。文庙学宫与神权有何因缘呢？就泉州文庙而言，在文庙的正殿，祀“至圣先师孔子神位正中南向”。这里把孔子称“神”。考孔子封“至圣先师”，当是嘉靖九年（1530年）。又据《泉州府志》记，泉州文庙的东西两庑，共祀120位先贤、先儒，这些“圣贤旧皆塑像，至明嘉靖年间，以其近于佛、老之制，乃撤像悉用神牌”。这里文庙所祀圣贤也用“神牌”，即亦称“神”了。可见，对孔子、圣贤称“神”，或“佛、老”是在明嘉靖之前。这种现象，也可以从安溪文庙的重修碑记得到证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安溪知县殷楘迁名宦祠，顾珀作记云，“诚足以安神妥灵，而可申尊崇之敬也”。并进一步阐述云：“守令之职，治民事神而已”。又说名宦祠“排名列位，神其孔安”。这里就把政权与神权并列为守令的全部工作内容。总之，嘉靖间，政权、神权的合一，已在安溪学宫被明白提出来。至于把名宦当作“神”敬拜，那就更早了。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安溪人对詹敦仁的祭祀，是“虽无牲纸香酒之奠，而菱卜尤有灵验”，“所以为万世之祀”。宣和二年（1120年），“祠之故地，灵享如在”。咸淳三年（1268年），因詹敦仁祠“神之生也，不贪爵禄之荣；神之殁也，不受牲酒之奠。凡有祈祷，无不响应"。因此，向朝廷申报詹敦仁神的功绩有五。其一、退永春、德化邻境之贼寇，使乡井无虑；其二、嘉熙四年（1240年），“注甘雨，岁亦有秋"；其三、淳祐三年（1243年），灭“螟虫”；其四、灭疫疠，民全活之；其五、有虎狼为害，“小民无以为生，求弭于神”。神之社会功能由民报于县，县申于郡，郡申于朝廷。朝廷派邻州漳州龙溪县尉、兴化军莆田县主簿至安溪复查，再由福建运司申报朝廷。因此，詹敦仁祠得赐额曰“灵惠庙”，再封“靖惠侯”。可见，詹敦仁由人到神，一直到被封为“靖惠侯”，还是与农民起义有关。综上所述，古代文庙、书院、名宦祠、乡贤祠，既主教化、会萃人才以备用；又讲究等级宗法制度；更讲究治民事神。如此，则孔子、圣贤都神化了。这样政权、宗法制度、神权，通过学校教化，得到完全的统一。这便是古代文庙与儒家文化的依存关系。注释：道光《福建通志》卷2，沿革，安溪县。乾隆《泉州府志》卷15，学校三，安溪县学。乾隆《泉州府志》卷13，学校一。道光《晋江县志》卷14，学校志。真德秀《真西山文集》卷40，《劝学文》。乾隆《兴化府莆田县志》卷9，学校志。同注，《泉州科举谕士文》。林园主编《安溪县志》卷33，教育法，第937页。《清溪詹氏族谱》卷23，太平兴国五年《清隐祠堂记》。同注，宣和二年《清祠隐堂记》。（原载《安溪文庙与儒家文化》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本文选自泉州历史文化中心丛书《吴幼雄文史类稿》泉州历史文化中心N E W? ?A R R I V A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