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庙|安溪文庙与儒家文化( 二 ) 安溪县|安溪|陈宓|书院|儒家文化|文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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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立文庙以主教化和培养人才宗孔子之道者为之儒。《汉书》云，“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于道最为高”是也。于今，“即凡宗尚六经孔孟之说，及以训诂性理著名者，皆为儒家”。中国封建社会设学校（建文庙），是为了祭祀孔子，培养人才。《泉州府志·学校志》云，“学校之设，以培养人才而固邦本”。国家设科举，让年青人进入文庙“广以习之，优以赡之，拜圣亲师，严以约束之”，“以殷勤造就之心，其犹将衍道南一脉，以无负海滨邹鲁之望欤?”绍定五年（1232年），真德秀第二次知泉州，在泉州文庙留下《劝学文》，鼓励士子读张宣公和朱晦庵先生的书，特别指出张宣公的《论孟说》；晦庵先生的《大学》、《中庸》、《章句或句》、《论孟集注》等，“则于学者为尤切，譬之菽、粟、布、帛，不容以一日去者也。”指出“二先生之书，旁贯群言，博综世务，犹高山巨海，瑰材秘宝”。若能熟读贯通，则“可以穷天地万物之理，知治己治人之方”。最后，知州对士子要求，“自今以始，学校庠塾之士，宜先刻意于二先生之书，俟其浃治贯通，然后博求周程以来诸所论著，次第熟复。”由此，则知宋代泉州文庙的教材内容为程朱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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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淳元年（1265年），安溪县令钟国秀重修文庙，梁椿选作记云：“我朝以儒立国，重道右文，尊崇先圣先师，秩之祀典。是岂徒循旧比哉”！这就点明修文庙与立国的关系为一体，而非循旧例而已。接着，指出国家立文庙的重要性，是“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来之宙，非此一脉行乎其间，人之类灭久矣”。最后，点出孔夫子之道，与文庙的关系是：“夫子之道，固不以庙兴废为存亡。然示学者之依归，尊正传之宗主，赖有此尔。”永乐三年（1405年），安溪知县陈善宁重修文庙，钱俊作记云：“庠序者，风化之本原，为政之首务。”点明了文庙对地方“风化”和“为政”的特殊重要性，亦即首要的作用。接着，申述，立文庙“所以明人伦，广教养，以为造士之阶也”，即申明各级学校是培养各级士子的台阶，由下而上，层层升高，缺一不可。所以文庙的重要性是“前乎千万载之既往；后乎千万世之将来，舍此莫能治者”。故“上自国都，下及闾巷，莫不有学。唐虞三代以来，盖已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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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庙与政权、神权和宗法制度1、文庙与政权古代，国家于府、厅、州、县皆设置文庙。并设置与之相配套的科举考试制度，分乡试、省试、殿试，形成一整套自上而下的教育制度和考试制度。按旧制，“郡邑之设学宫，所以范天下之学术，一以洙泗为归也。学术本于洙泗，而人心由是而正；文章由是而纯；礼乐由是而兴。斯道得也。”绍定五年（1232年），真德秀再知泉州，在《劝学文》里提出，兴学宫的目的在于“扶皇极，正人心为本”。真知州在《泉州科举谕士文》里，一方面肯定“顾念此邦，英才辈出。为士者，各知以礼自将”；另一方面还谆谆教诲：“闻四民之中，莫贵于士。而士之所守，莫先于礼。是以圣经垂训，足容欲重，手容欲恭，进退步趋，必中规矩。非独自贵其身，使人知所敬。亦以气之与志，相为主宾……此乃治心之格言，修身之至要。”泉州府学“自唐常（衮）观察倡学吾泉，欧阳詹首应其选，迨宋而朱紫阳教化覃敷，迄明而蔡虚斋讲明理学，贤哲挺生，代不乏人。”又如乾隆《兴化府莆田县志》云，“正学兴而名臣、儒者相望；忠孝著而事业文章煌然；赴义如饴，洁身恐凂，谷隐幽人，乡称善士。咸班班可考”。有清一代，安溪县有45人中进士，有313人分别中文武举人。则知古代以儒立国，重道右文，尊崇先圣先师与国家政权的巩固，其关系十分密切。古代，为充分体现“以儒立国”，对文庙的崇敬有加。文庙里的位次、陈设、祀事、仪节，都有严格的规制。如“至圣先师孔子神位正中南向。四配十二哲殿，两旁东西向。先贤、先儒……位列于东西两庑。”又于文庙前设“下马石”，因“文庙关系文教”，故“凡官兵，人民，经过下马”。又设祭祀之礼，有固定的祭器，岁以春秋仲月上丁释奠。“晋江、南安、惠安、安溪、同安，同日行释菜礼”（备乐谓之释奠；不备乐谓之释菜）。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泉州知府程秀民、安溪知县汪瑀重修文庙，王慎中作记云，安溪地处“交乎漳、汀诸州”，“去治所远而势险可凭，民杰黠暴悍者，穴而据之，为四远逋逃之薮。时出抄旁近村落……所聚既多，旁近所抄不足满贪，时则再剽旁邑，南安、永春，间而同安之剽尤剧……自贼凭险为穴，无一兵敢迩峒。”王慎中对此发出感叹云：“是徒致武，民未武，知维诗书、絃歌，驯习其耳目，以善其心。庶其鼓动变化，乃投戈休马，即学宫进子弟，考得失，加劝董焉。”以上王慎中认为嘉靖间安溪寇乱，危及南安、永春、同安，皆因民未受学宫教化，没有诗书、絃歌驯习其耳目的缘故。自汪瑀知安溪县，始“募壮勇以迫贼”，“贼不择死，纠党与将吏斗”；后汪瑀“授策探穴林栉壑薙，不失一贼。行视穴处，度所以，绝其源而图久安。”结果贼“投戈休马，即学宫进子弟”，而父子兄弟互相劝勉，安溪县境得以安宁。这便是嘉靖间，安溪文庙学宫对封建政权的稳固所起的巨大作用。总之，文庙主教化，培养仕进官员，又可开化“暴悍”之民，于政权的巩固，社会的治安关系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