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毅衡｜人工智能艺术的符号学研究( 六 ) 作者︱赵毅衡摘要人工智能艺术

这就是为什么人工智能艺术程序，从GAN软(GenerativAdversarialNetworks ，生成性对抗网络)进化成CAN软件(Cre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 ，创造性对抗网络)。 GAN 包括两个对抗性程序: 生成器、鉴别器。生成器只管生成新图像，而鉴别器判断哪些可以是艺术，其标准是训练时“学过的”的巨大数量艺术品图像。而 CAN 分设两个鉴别器，一个决定 “是不是艺术”的底线，另一个决定 “生成物属于何种风格类型” ，标准依然是读取过的图像。第二鉴别器删除不属于既成风格的作品，以避免产品 “过于创新” ，得不到人类社会艺术界的承认。机器只是设法让生产品符合人类社会 “当今”获得盛赞的艺术标准，它找不到可以尝试 “突破欣赏者接受惯例”的离奇风格。与上节讨论人工智能是否能故意输棋一样，它能做到，但是必须事先设计寻找自我失败，而这样就违反了人工智能本身的目的性。
任何真正的艺术家，总会对重复旧有风格感到厌倦，而人工智能就像临摹赝品为生的匠人，不会有厌倦感，也不会有创新冲动。旧有数据的归纳，无法得出创新的标准，创新本身才是艺术生命力之所在，但是艺术创新是靠各种不成功的冲动喂养出来的。
5人工智能艺术的未来
一篇负责任的人工智能艺术理论探索，应当给未来留下余地，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实在太快速，无人能预见将来会发生什么。但是以上所说的人工智能艺术的种种问题，也并不是因为笔者保守，拘泥于今日暂时的局面，发牢骚作挑剔。笔者已经看到人工智能艺术正在撼动艺术学理论的一些基础立足支点。本文最后一节不得不对此有所回应，而且是着眼于未来发展的回应。
人工智能艺术据称造成了 “后文科”的出现，或者更准确地说，其发展潜力，形成了所谓 “新工科-文科”的结合学科。自从 2002 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建立 “新媒体艺术与设计系” ，宣告了人工智能艺术的蓬勃发展。理工科学者关心文科，古已有之。 20 世纪一些著名科学家，都有发聋振聩的重要人文理论著作，例如 1944 年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1950 年维纳的《人有人的用处: 控制论与社会》等等，而文科学者靠近科学或工程学，效果有限，最容易发生失误。 1998 年《社会文本》杂志上刊登索克尔的 “诈文” ， “超越界线: 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出了大洋相。很可能更多的作者没有自我揭穿，反而得意于他们玩弄概念的把戏。
因此，文科学者只应当讨论人工智能技术与人文价值的关联，对人类前途的影响。人工智能的操作原理与设计，对于这一行当之外的任何人(包括文科学者，也包括其他理工科人士) ，都是一个黑箱。最近人类学家徐新建提出建立 “新文科” ，其核心是 “推动哲学与社会科学与新科技革命交叉融合” ，介入性科技革命，实现彼此间互补共建。 [15] 他说的 “新文科”明显是社会科学，而社会科学使用数字时代出现的新技术，已经卓有成效，上一节讲到的 “数字艺术史”就是个明证。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社会科学，催生了不少雄心勃勃的计划，让社科理论界视野豁然开朗，而 “后人文”似乎至今没有启动。一些对人工智能与人类文化关系的讨论，例如本文，也可以说是一种关于“后艺术学”的探讨。但是“数字艺术学”还只是一个课题。虽然这课题已经热闹起来，最近三年这方面文章发表之多，令人惊叹，但是至今没有开创出 “后艺术学”这门学科。 “后人文”并不是想阻拦人工智能的发展，而只是评估今日的人工智能应用对文化的影响，揭示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对人类文化可能造成的种种后果。
“后人文”应当研究的第一个重要课题，是 “后媒介时代”(也可以译作 “后媒体时代”) 是否已经来临。关于 “后媒体时代”最早的理论著作，可能是柏林大学教授齐林斯基的著作《媒体考古学》。 [16] 此书提出媒体发展四阶段论: “媒体之前的艺术”( 岩画、口头讲述、歌舞) ; “附带媒体的艺术” (短距媒介: 书写、各种纸绢、壁画) ; “凭借媒体的艺术” (长距艺术: 印刷、广播、电影) ; “媒体以后的艺术”(数字化媒体)。为什么称作 “媒体之后”? 因为媒体变成了艺术创作的主体，人工智能自己创造艺术。本文的讨论证明此说言过其实: 数字技术至今主要还只是媒介的升级版，艺术创造的主体依然是艺术家。只是媒介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某些装置艺术 ( 用电子设备与其生成物做艺术载体) 可以说已经把媒介与艺术载体合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