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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嘉佑二年之前,北宋科举已经硕果累累
但嘉佑二年进士科之所以号称史上最强,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就是这一科进士榜基本将北宋未来近50年间的精英人才一网打尽,几近乎“野无遗贤”,这是科举制度历经1200余年的时间里绝无仅有的盛况。
而这,正是欧阳修造就嘉佑二年进士科成为“千年龙虎榜”的最大之功。
话说自南北朝以来,文坛盛行“骈文”,其特点就是热衷于对偶、声律、典故等华而不实的形式,最喜欢堆砌华丽且艰涩的辞藻,如果写出来的文字除了自己谁都看不懂就更理想了。至于文章要表达的思想、反映的问题、达到的目的,根本就没人在乎。
这当然是文坛的一股妖风,所以在到了中唐时有“百代文宗”韩愈拨乱反正,倡导古文运动,即推广平实直白的文风。不过因为自晚唐以后的持续战乱,导致古文运动的成果难以为继,到宋初时文坛中不但有花里胡哨的“西昆体”再度泛滥,又有以石介、柳永为代表的具有险怪奇涩倾向文风的“太学体”矫枉过正。在这种情况下,欧阳修以文坛泰斗的身份再度掀起古文运动的高潮,彻底整顿了文风,使得古文传统成为文坛正宗,影响持续了近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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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古文运动的即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
因此在嘉佑二年之前的历届科举中,尽管也选拔出了不少精英,但滥竽充数的更多,整体成材率并不高。而欧阳修当上了主考官以后,那些奉西昆体或是太学体为圭臬、只会陈词滥调而无实际才能的所谓“高才”们,都被他痛下杀手统统黜落。比如当时的太学派领袖刘几:
“有一举人论曰:‘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公曰:‘此必刘几也。’戏续之曰:‘秀才刺,试官刷。’乃以大朱笔横抹之,自首至尾,谓之‘红勒帛’,判大纰缪字榜之。”(《梦溪笔谈·卷九·人事一》)
欧阳修这么一搞,惹恼了大多数只会玩弄文字游戏的考生。他们在落榜以后开始大肆闹事,又是上书赵祯喊冤,又是相互联络造势,甚至想逮住欧阳修痛扁一顿。不过也许是赵祯早就被无数整天胡说八道但就是不说正经事的奏章搞得火冒三丈,所以坚定的支持了欧阳修,使得这场“科举弊案”不了了之。而且经此一事后,读书人也终于弄清了形势,写文章再也不敢胡诌八扯,而是尽量平铺直叙、简单直白,使得北宋文坛的风气为之一正。
而被欧阳修取中的进士,当然都是坚定拥护和支持古文运动的,起码也是见风使舵、紧随大势的聪明人。而有个成语叫“文如其人”——这样的人物,定然或是既有能力又不虚浮,能干实事,或是精明过人,擅长把握人心,自然会在各自的领域内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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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佑二年进士科的辉煌,也少不了宋仁宗赵祯的坚定支持
事实也是如此。从宋仁宗在位末期,经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直到宋徽宗早期的近50年间,由嘉佑二年进士科“同学会”组成的强大阵容,基本主导了北宋的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等领域的走向,既开创了无比辉煌的事业,也造就了无数的遗憾,甚至可以说北宋之亡,都与他们其中的某些人脱不开干系。
历数嘉佑二年进士科的精英——百花齐放,人才辈出。
嘉佑二年进士科除了录取了一大堆牛人外,其在科举史上值得一提的里程碑事件,就是从这一科起,殿试不再黜落考生。凡是经礼部贡举取中者,皆被录取为进士。
这一年礼部贡举共取士388名,按照以往的规矩在殿试中少则百余人、多则超过半数都要与进士无缘——经过数年乃至几十年的寒窗苦读、一次次的考场拼杀,结果却在黎明的曙光到来的最后一刻功亏一篑,可想而知那种心情有多绝望。于是就有人心理扭曲直至变态,比如一个化名为张元的倒霉蛋,就一怒之下叛逃去了西夏,还把自己的母国祸祸得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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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之叛,固然使其为人秉性所致,但也可以算作北宋选材制度上的悲剧
为了避免这种尬事再度发生,赵祯干脆给考生发了个名为“殿试不黜落”的超级豪华大礼包,并在此后形成了定制:
“旧制,殿试皆有黜落……故有累经省试取中,屡摈弃于殿试者。故张元以积忿降元昊,大为中国之患,朝廷始囚其家属,未几复纵之。于是群臣建议,归咎于殿试黜落。嘉佑二年三月辛巳,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一叛逆之贼子,为天下后世士子无穷之利也。”(《燕翼诒谋录·卷五》南宋·王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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