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科举史上的千年龙虎榜——聊聊神奇的北宋嘉佑二年进士科( 六 ) 苏轼|赵祯|北宋

所以以铁面无私著称的包拯，一生扳倒了无数皇亲国戚、达官显贵，但他的怼人黑名单中却从来没出现过同年的名字。比如他曾弹劾过张方平、宋祁等人奢靡滥饮、以权谋私，但他的“好同学”如韩琦、文彦博等人在这方面也好不到哪儿去，可老包却从来都视而不见。
但嘉佑二年进士科却是个例外。这帮同年之间最后几乎都成了冤家，而且恨不得把对方给弄死。
之所以会如此，原因有三——首先是因为欧阳修，其次是因为苏轼，最后是因为变法。
欧阳修作为北宋文坛泰斗的地位是让人没话说的，善于识才、惜才、荐才更是令人称道，但他确实不适合做官。欧阳修不但做了一辈子的糊涂官（醉翁嘛），而且经常不分敌我的胡乱怼人，导致他在朝野间树敌无数，屡屡遭人诬陷，甚至连学生蒋之奇都拿他开刀，最终落得个私德不检的臭名声（详情参见《桃李满天下的一代文宗欧阳修，为何落得个私德不检的骂名？》）。
主考官如此，学生们自然跟着上梁不正下梁歪，于是嘉佑二年进士科便冒出了无数个怼人狂魔，如苏轼、章惇、曾布、张璪、邓考甫、林希、蒋之奇等。而且还都学着老师不分敌我乱开炮，最终难免又被人怼翻、不得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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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无限敬仰和爱戴的苏仙，其实情商堪忧而且不会做官
尤其是苏轼。这位苏仙性情豁达豪放，又不拘小节，不识人情世故，经常在不知不觉中把人往死里得罪。比如林希曾与苏轼、苏辙交情莫逆，还曾赠联给苏辙表达敬仰之情：
“林文节作启谢苏子由，有一联云：‘父子以文章冠世，迈渊、云、司马之才；兄弟以方正决科，冠晁、董、公孙之对。’”（《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三·林希条》）
可是后来苏轼兄弟遭贬黜的诏书却是由林希亲笔起草，而且“词极其丑诋，至以‘老奸擅国’之语阴斥宣仁，读者无不愤叹”（《宋史·卷三百四十三·列传第一百二》），显然以苏氏兄弟的情商水平判断，肯定又是那位苏大嘴把林希给得罪死了。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张璪身上。张璪与苏轼也曾是好友，还有在凤翔同事的交情，苏大嘴还曾为其作过《稼说》一文。可等到乌台诗案爆发，张璪却以知谏院的身份把苏轼往死里整。就连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说情（张璪也算变法派，是王安石的小弟），张璪都不给面子，还把王安礼臭骂了一顿，这得是多大的仇、多大的恨啊。
张璪这货人品确实不咋地，但越是这种人越擅投机，通常不会把事情做绝。而他如此这般不顾一切的欲置苏轼于死地，肯定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甚至连苏轼的铁哥们章惇，最终也跟他反目成仇。
苏轼与章惇相交多年，情谊深厚，堪称知己：
“章惇尝与苏轼同游南山，抵仙游潭，潭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子厚推轼下潭书壁，轼不敢。子厚履险而下，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上曰：‘苏轼章惇来。’轼拊其背曰：‘子厚异日得士，必能杀人。’子厚曰：‘何也？’轼曰：‘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子厚大笑。”（《东都事略·卷九十五·列传第七十八》南宋·王称）
在王安石变法期间，章惇是新党先锋，苏轼则是旧党干将。二者政见不同。却丝毫不影响私谊。乌台诗案起，苏轼身陷囹圄，一度命悬一线，章惇不顾新党同僚的非议，奋不顾身救援好友，并上书宋神宗赵顼求情，终使得苏轼获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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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章惇曾好得穿一条裤子都嫌肥
可是风水轮流转，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旧党得势，疯狂攻击章惇，其中最卖力气的就包括苏轼的弟弟苏辙。
苏轼与苏辙兄弟情深，往来密切。要说苏辙之举的背后没有苏轼的默许甚至指使，脾气火爆的章惇肯定不信，于是他开始深恨苏轼。
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宋哲宗赵煦亲政，再次起用章惇、恢复变法。睚眦必报的老章上台后立刻展开报复，将苏轼贬去惠阳（今广东惠州）吃香蕉。不过老苏为人豁达乐观，还写下诗句“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以自娱，气得老章七窍生烟，干脆又给他送去了儋州（今海南儋州），跟野人打交道去了。
至于说因王安石变法而导致充斥于嘉佑二年进士科中的新、旧两党之争，那就更是你死我活了。尤其是像变法派中的吕惠卿、曾布等人权欲熏心，为了往上爬不择手段，甚至不惜坑主、内讧。就连头铁战士+钢铁直男章惇私生活也不甚检点，被政敌视为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