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公司解码华为的“知本主义”( 四 ) |国创上头条|投资|经济|

利润表有微观和宏观之分，前者反映企业为股东创造的价值，后者反映企业为社会创造的价值。对微观利润表进行简单移项，便可推导出能够反映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的宏观利润表。
微观利润表：收入-成本-工资费用-利息费用-税收费用=税后利润（等式1）
宏观利润表：收入-成本=工资费用+利息费用+税收费用+税后利润（等式2）
等式2的左边，代表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为社会创造的价值总量；等式2的右边代表企业为社会创造的价值总量如何在人力（知识）资本提供者、债权资本提供者、公共服务提供者、股权资本提供者之间进行分配。表4为华为过去十年的宏观利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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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4可以看出，过去十年华为将为社会创造的13840亿元价值中的9205亿元以工资福利等形式分配给“出知者” ，占比高达66.5% ，而归属于“出资者”的税后利润仅占24.9% 。考虑到53%的知识员工参与持股计划，“出知者”分配的价值比例约为79.7%（66.5%+24.9%×53%）。
值得说明的是，华为的价值分配不局限于经济利益。《华为基本法》第十八条提出：公司可分配的价值，主要为组织权力和经济利益。前者包括股权、职权、机会等，多为“无形价值”部分；后者包括工资、奖金、津贴、红利、福利等，多为“有形价值” 。可见，“出资者”享受的更多是认股权、职权和机会等无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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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比较可进一步凸显华为按“知”分配的特色，如表5所示。华为与其竞争对手爱立信和诺基亚在价值分配上均明显向“出知者”倾斜；中国石油是典型的资源垄断型的国有企业，其创造的价值一半以上以税收（其中消费税和资源税高达1894亿元）的方式分配给政府；工商银行奉行的显然是“资本为王” ，在价值分配上偏向“出资者”（储户和股东）；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万科股份在价值分配上既要考虑股东的利益，也要顾及政府的利益。
四、结论与启示
华为奉行的是契合其知识密集型特点的“知本主义”价值分配机制。知识是华为获取核心竞争力和保持价值创造力的关键驱动因素，通过将知识资本化并且在价值分配中向“出知者”倾斜，华为汇集了国内外大量优秀人才，使他们借助华为这个“知识资本平台”施展才华，创造价值、分享价值，构建了公司与知识员工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人为本是知识经济时代应有的信条，华为将其落在实处。这或许就是华为成功的最大秘密！
从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进化到按“知”分配，这是企业因应经济社会进化而发生的价值分配革命。在农业经济时代，驱动价值创造的关键因素是土地和劳动力；在工业经济时代，驱动价值创造的关键因素是资本和劳动力；而在知识经济时代，驱动价值创造的关键因素是人才和知识。作为典型的知识密集型企业，华为的生存发展维系于知识型员工的创新和创造力，其价值创造源自“知本家” ，唯有将创造的大部分价值分配给“知本家” ，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他们的创新创造热情。
华为“以知为本”的价值分配机制，对于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企业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这类企业具有“知合”而不是“资合”的属性，赚钱固然重要，分钱同等重要，分钱有时甚至比赚钱还重要。《商业评论》曾经刊登一篇题为“薪酬·心愁·新仇”的文章，指出薪酬分配体系经常让企业高管层心里发愁，因为分配不公就有可能产生“新仇大恨” ，瓦解企业苦心经营的凝集力。在知识经济时代，如何将知识转化为价值，如何让知识贡献参与价值分配，关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将知识经济定义为“直接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形态”[3]。 OECD认为，知识经济属于新增长理论范畴，该理论试图诠释知识和技术在促进生产力提升和经济增长的作用。与新古典理论不同，新增长理论直接将知识，特别是科技进步和研究开发外溢的知识作为经济增长和企业发展的外生变量。 OECD同时指出，知识和科技日益成为经济发展和价值创造的重要生产要素。管理大师德鲁克[4] 也认为，知识和信息已经成为财富创造的主要和最具成效的来源，取代了土地、劳动、资本和能源等传统生产要素。他指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可分为两类：知识工人（Knowledge Workers）和服务工人（Service Workers），前者拥有知识、使用知识和管理知识，后者从事的工作以前者开发的知识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