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清代交际礼俗中的陋习，以及官场中的送礼学问白居易|一生|朋友妻|对方|绝食

社交礼俗中的各种行为，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相互增进友情，以礼节密切情感，因而自然诚朴。但也有些礼节行为，不一定具有诚挚的礼敬之意，还有的社交行为，不过是利用交往礼俗去达到某种目的，属于交往中的陋俗，这些陋俗体现在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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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官场礼俗中的陋俗
称谓礼俗中，某人为了恭维或讨好对方，往往用超过对方身份的尊称相称，这种风气在明清时期的官场中尤为盛行。明朝，对中央各部院长官如尚书、都御史、通政使，以及地方省级长官的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都尊称为老爷。后来地方督抚的权力加大，明末时便有称之为大老爷者。
清康熙时，有人又称督抚以下的布政使为大老爷。大老爷成为更尊贵的称呼后，到乾隆年间，对中央各部院长官及地方道以上官员，都已尊称为大老爷，较低的知府、知县以上官被称为太老爷。举人、贡生等尚未得官者则称为大爷。有献媚者，对知府知县等也称大老爷。
有人为了恭维督抚，别出心裁地以“大人”作为比大老爷更尊贵的称谓称之，此后，大人便成了官场中最高级的尊称，而且非常时髦。于是有人又以大人称呼原来称大老爷而官品较低者。嘉道以后，中央官四品以上、地方官道员以上已“无不称大人”。
光绪末年，京官如六品主事、七品内阁中书，地方官知府等已经称为大人，知府开始时加道员等职衔者称大人，后来“未加衔者，属吏亦媚之曰大人”，知县则已称大老爷。甚至市侩之人花钱捐六品衔者也称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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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上这种尊称虽然不断升格，实际所表示的礼意却在不断贬值，明朝的尚书只称老爷，清末之时的七品知县、六品府通判却要称大老爷，谁也不会认为这种大老爷比明朝时的老爷尊贵。官场之中虚伪之风严重，礼节上文胜于情，无论施礼者还是受礼者，心里都非常清楚。
这种带有虚伪性的恭维称谓一旦约定俗成，人们便不能免俗，非此乃尔便显得不恭敬，久而久之，人们也就只不过把它当作为一种客套形式。当然，也有不少的人则厌恶这种虚套。
乾隆年间官至尚书的汪由敦一次入衙署中办公，同衙官员丰盛额有事同他相商，趋向前去连呼“汪大人”，他不予理睬，丰盛额再呼，他说“弟不才，以庶吉士授编修。”丰盛额不解，问刘统勋，刘统勋告诉他：“汪公是怪你不称他老先生而称他为大人。”汪由敦任过庶吉士，是翰林出身，尚清高，认为称先生才是对他的尊敬，因而对官场上恭维性的“大人”之称十分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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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师生称谓中的陋俗
古代社会，师生关系如同父子，具有特殊的关系，有些人便利用这种关系搞交际，与官场中的有权势者结交。虽然没有学业上的授受关系，却拜认为师，自称门生，执弟子礼，借助其权力求得政治前途的发展。这种风气在科举时代尤为兴盛，以致老师也因此出现了多种名目的叫法。
亲自授业者，称为受业师；本科主考官，称为座师；对选荐自己试卷的本房同考官，称为房师。还有所谓保举师，是指下级官吏被保举晋升，于是把保举他的官员加以“夫子”之称谓，而尊为师。
清代，不少举子们闻得考中之后，便忙于拜认座师、房师。趋炎附势之徒对于保举师尤为礼敬，凡“平时也，年节也，师及其父母妻妾子女之庆吊各事也，无不有所献”，而保举师也安然受之。更有拜门师一说，有的人以某官为当朝显宦，认为用得着，虽与其本人不认识，也不论其行辈年龄，便请人介绍，然后拿着礼物去拜谒，见面称呼老师，连连磕头，自称弟子。
廉正的官员对于这种情况一般是予以回绝的，比如康熙朝，陈廷敬调任吏部尚书，主管官员的任免、考核升降之事。有某布政使，拿着一千两银子去祝寿，长跪而请愿执弟子礼，被陈廷敬怒斥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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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认干亲习俗中的陋俗
古代有认干亲的习俗，无论男女，认某夫妇为义父、义母。认干亲，有的是为了结成或加强亲近关系；有的是出于迷信，怕子女夭折，择子女多的夫妇认干爹干娘。还有人为了投身权贵而拜干亲，明代的宦官魏忠贤及大学士严嵩专权，都有势利小人认其为义父。
这些显宦同时也网罗那些卖身投靠以结成朋党的势力，魏忠贤的门下就有所谓的“十孩儿”、“四十孙”。严嵩擅政时，“假儿义子，纷纷来投谒，俱膝行而进，进则崩角（叩头）在地，甘言谀词，争相献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