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人辛劳一生，仍然生活在社会底层？( 五 ) 上干货。怎么改变赤贫的命运。是赤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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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讲一则在国外打拼的中国女孩的真实故事吧。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来自辽宁沈阳的姑娘，叫宋扬。2017 年，在美国纽约漂泊的宋扬，为躲避警察对色情从业者的抓捕，惊慌中从 4 楼跳下，最终不治身亡。死前，她是纽约法拉盛的一名站街女。她早年从东北老工业区来到国外的一家纺织厂做女工，从塞班岛一路颠沛流离至美国纽约，宋扬的努力说到底就是不甘心在国外混得不如人意。可她为何最终最终会选择卖淫？也许这个东北姑娘短暂的一生注定是一场徒劳，社会、制度和命运都从未善待过这个姑娘。宋扬的身份有些复杂。
在事情发生已经过去了两年之后的今天，她的许多信息都已经被亲属和美国媒体、当局报了出来。而正是由于这些信息的公布，才让我能够更加全面地，也更加复杂地开始了解她的这一生。
1979 年，宋扬出生在辽宁省沈阳市郊区的一个村子里，家中务农。她从小便显示出了好强、敢闯荡的精神，这在七零后的北方女孩里，是很少见的。18 岁从职高毕业之后，她先后在沈阳、大连等地打工。在 2000 年前后，由于逐渐深入的国企改革，使各地都纷纷出现了大量从原本的老国企中精简下来的下岗人员，而东北地区这一情况尤为突出。
大量自由劳动力的出现，让打工者彼此之间的竞争逐渐激烈，而同时，另一条「出路」也开始慢慢形成，这就是「出国打工」。
出国打工这个「产业链」的形成，其实是与八九十年代较早出国谋生的「新移民」们逐渐在国外站稳脚跟有关的。当这个新移民阶层通过在美国打工逐渐积累起了第一笔财富之后，他们开始遇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国外的人工成本这么贵？」而很快，他们便想到了那些远在故土，挣着仅相当于国外 10% 左右的时薪的劳动力们，或者说，乡亲们。
于是，大量的年轻劳动力开始被招募、聚集，用旅游、商务访问、留学等等的签证，成批地飞往日本、美国、欧洲，落地后便被派往那些制作成衣、箱包、水产品的工厂里，开始了他们的「海外打工」生涯。因为签证原因，所以大部分人的合法逗留期限仅有几个月至两年不等。然而，为了能够挣到更多的钱 —— 无论是把这些劳工雇来的老板，还是劳工们自己 —— 他们不惜铤而走险，「黑」了下去。
当然，还有另一批人，选择了更为凶险的道路：偷渡。与这种顶着合法名义去打黑工所不同的是，由于没有合法的出境、入境登记，除了蛇头自己，没有人知道偷渡客们去了哪里，他们几乎是从踏出国门那一步开始，性命便立刻陷入了听天由命的状态。2000 年 6 月 18 日发生在英国多佛，导致了 58 名中国偷渡客闷死在货车车厢中的「多佛惨案」，便是其中一例。
只有 19 岁的宋扬，当时也成为了被招工广告吸引来的，众多期望去挣大钱的年轻人中的一员。在工头的组织下，她和一批来自中国的工人们一起来到了塞班岛，在岛上的一家成衣工厂里做工。
塞班岛曾是一个旅游胜地，而它鲜为人知的一面是，这里也曾是一个加工制造业的天堂。
1978 年，塞班及周边岛屿组成了「北马里亚纳群岛邦联」，以自治领的形式并入美国联邦领地。而美国为了帮助当地的经济发展，于是对该地区出台了两项政策：其一，在塞班及其他周边岛屿可不必遵守美国的移民管理措施；其二，岛上不用维持美国政府所公布的社会最低工资。
而到了 1986 年，塞班岛正式并入美国领土，但这两项政策依然实行。于是大量来自美国本土的资本涌入塞班，在这个岛上建起了大量的成衣工厂，并且从附近的菲律宾、越南、中国雇来了大量的劳工。宋扬便是其中的一名女工。
在塞班的成衣行业的鼎盛时期，岛上总共有超过 18000 名工人，其中绝大部分为中国女工，本地人仅为 1800 人不到的水平。成衣工厂的工资，在当地人眼里看起来，要比在酒店、度假村这些旅游业的工资低很多，而且辛苦。然而对于那些不会英语，没有专业技能的大量中国女工来说，这份工资已经比她们在国内打工要赚得多出很多倍了。
宋扬仅仅用了半年时间，就把家中为她出国所借来的几万元债务还清了。2 年以后，她说服了自己还在国内上高中的弟弟宋海辍学来塞班岛，加入了打工的行列。宋海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为自己拼下了一间纹身店。
从塞班机场出来一路沿环岛公路向西，首先出现的是阿抚特纳老城区，与之一街之隔，靠近岛中部丛林的就是大片的成衣工厂。穿过铃部村（Susupe），酒店、餐厅、赌场所聚集的柄帆镇（Garapan）才是游客们的主要活动地带。从这里往北，是二战时岛上日军高喊万岁跳崖自杀的「万岁崖」，岛的东面则分布着几个度假村和高尔夫球场。
然而这一切，除了那可以说是破烂的老城区之外，都与这些来到上务工的女工们毫无关系 —— 尽管她们在 2004 年贡献给政府的产值高达 3.3 亿美元，是塞班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在 2000 年前后，塞班岛早已从一个「旅游岛」变为了「工厂岛」。
2005 年，北马里亚纳邦联的政府财政预算为 2.2 亿美元，而来自成衣制造业的税收收入为 0.7 亿美元，几乎供应了岛上开支的 1/3。
然而，在这一年的 1 月份，随着关税总协定（GATT）的到期，世界贸易组织认定美国政府在塞班及周边岛屿所实行的「不执行最低工资」政策，被认为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开始对原材料征收惩罚性关税，直至其工资水平回到美国统一标准。消息一出，岛上的成衣工厂纷纷表示准备关门 —— 原本将大量原料送往岛上进行加工的服装企业们，所看重的就是岛上的超低人工成本。一旦这一优势消失，企业自然难以存活。
岛上的 1.8 万成衣工人的生存，立刻成为了问题。而宋扬也是其中之一。而与之相对的是，岛上政府却坐视了工厂关闭、大量工人失业的情况发生 —— 因为原本这些人就不是岛上的居民，也不是美国公民。对他们来说，与其去思考如何安置这些工人，倒不如等她们自生自灭比较轻松。
宋扬在这一时间前后失去了工厂的工作，并且看清了作为成衣工人，很可能未来的路会越来越窄。顽强的她开始为自己谋求到了新的生路：她选择了在岛上留下来，和一名越裔华侨共同经营餐厅。
宋扬所认识的这名越裔华侨，名叫周章，比她大 40 岁。周章祖籍中国，几代人前为躲避清末战乱而居家下南洋，来到了南越的西贡（现称胡志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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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不仅仅是存量差
还是一个流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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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的原因，是贫穷。香港的电视真人秀《穷富翁大作战》或者可以说明这一点。
参与香港电台真人秀节目《穷富翁大作战》拍摄的一天，黄杰龙为了节省车费走路回家，恰巧在旺角看到一家餐厅正在发放已经由好心人付过钱的盒饭。这位养尊处优的香港连锁餐厅老板走上前，领了一份免费的晚餐。他发现，“原来在香港大约有10家餐厅在提供类似的服务”。
参加节目拍摄的4天时间里，这位生活优越、受过良好教育的二代企业家成了超市的小工，每天收入仅50港元（约合39元人民币），只能住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
“公寓被分成5个隔间，没有柜子、风扇，也没有电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在劳作一整天、筋疲力尽后，甚至没法得到充分的休息。”他告诉香港《南华早报》，“幸运的是，我到的那天，有位女士借给我一台风扇。那天是我的生日，这台风扇是最好的礼物，我可以在流通的空气中睡觉了。”
节目组如此安排，并不是为了挖苦富人取乐，而是希望以一种全新的形式探讨日益严峻的贫富差距问题。
据联合国发布的数据，香港的贫富悬殊居亚洲第一。香港社区组织协会亦表示，2012年，该地区的贫穷状况正在恶化，贫困人口上升至126万，为历来最高数字。几十年来，原本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已慢慢发展成M型——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中间的中产者出现“塌陷”。虽然有人对节目嗤之以鼻，批评它只不过是一场政治秀，但《穷富翁大作战》还是成功推动部分商界人士关注贫穷问题。
对于黄杰龙来说，体会是切身的。最近他发现自己餐厅的员工躲在角落睡觉时，就比以往宽容了许多——“过去，我肯定会非常生气，但现在我明白了他们的艰难。”他在顾客看不到的地方专门设置了一个区域，允许困倦的餐厅员工小睡片刻。黄杰龙承认节目改变了自己的视野。这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人，“虽然没有在4天的拍摄后变成共产主义者，但至少已经成为一个富有同情心的老板”。
前投资银行家、现烹饪导师陈彦琳则在节目中，与低收入家庭共同体验了在临时住房里的生活。她不仅要照顾两个小孩的饮食起居，还要到酒店上班。酒店每天丢弃的大量食物，让她对浪费有了更深入的反思。
“香港是美食天堂，但食物分配不均，以前我觉得厨馀是环保问题，现在认为珍惜食物是舌尖上的责任，享有食物是舌尖上的权利。”她告诉香港《大公报》。
前建筑师、现在经营连锁咖啡厅的廖伟芬，也与住在临时住房的一家人共同度过了几个夜晚。
“住在那里的人没有永久性的居所，他们不知道下一个打击非法建筑行动的目标是否就是自己。”她说，“他们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中，因为随时可能被迫搬出去。我的邻居不敢要孩子，因为他们的未来是一团迷雾。”
“让富人像下层阶级那样生活，能让观众从细节上理解贫困意味着什么，其中蕴含着怎样的绝望，而不仅仅是一个概念。贫困意味着度日艰难，没有出路。”节目监制王禄霞告诉《南华早报》。从体会“穷滋味”到解决“穷问题”
一天，有钱有闲的全职太太茜茜被女儿问了一个问题：“穷”字应该怎么写。
对于大部分物质富裕的香港人而言，贫穷是件听闻多于感受的事，更何况茜茜的女儿算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孩子，父亲是银行高管，她在九龙最贵的国际学校读书，讲英文比中文还流利。
茜茜一笔一划地向女儿解释：“穷字是上面一间屋，屋下一个身，身子还得弓着，连睡觉也不能把身体伸直。”这是有钱人茜茜对于贫穷的想象。
为了体会真实的“穷滋味”，茜茜决定参加《穷富翁大作战》，去茶餐厅打工。几天时间，她“把一辈子的碗都洗了”，累得死去活来却毫无办法，因为“穷人是没得选择的”。
2009年，《穷富翁大作战》第一季在香港播出，参加者非富即贵，却得交出所有的现金、信用卡，感受真实的赤贫生活。殊不知，一开始，为了寻找合适的人选出镜，节目组耗费了近半年时间，因为大部分有钱人不愿意抛头露面，担心被绑架，担心公众形象受损，甚至背上政治作秀的黑锅。
但到现在，《穷富翁大作战》已成功播出了三季，共有16名富人及他们的亲属参与其中。在2011年的第二季节目中，富人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贫富到底由谁决定？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均，是懒惰，还是命中注定？
在奶茶店打工的名流之后周国丰，一连几个小时打仗似地调奶茶，偏头痛发作，思维都停滞了，“像齿轮在转，看不到任何前途”。扫大街的新民党副主席田北辰发现，自己只能考虑下一顿饭怎么解决，已无力计划将来如何。在贫富强弱悬殊的情况下，弱者只会越来越弱，单有斗志没什么用。
更严峻的现实是，由于没有足够的金钱和精力培养孩子，贫穷就像世袭般遗传到下一代，“跨代贫穷”开始成为香港的关键词。
茜茜的女儿从小就坐飞机环游世界，贫民窟的孩子却连香港的地铁都不会搭乘。“如果他们在跑100米比赛，相信我女儿的起跑线超前他们200米。”她感慨道。
到第二季节目的最后，富人们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最悲观的第三个答案——命中注定，因为贫困的生活只能“将铅笔越创越短，而不是越创越尖”。
于是，在2013年播出的第三季中，该节目第一次“突破前两季着重体验贫穷的范畴，要求参与者多走一步，提出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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