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的网友回复
【为什么很多人辛劳一生，仍然生活在社会底层？】 最近写论文之余，偶然间接触了一个很早的游戏叫做《暗黑地牢》。

游戏属于战棋策略类。故事背景你的祖先是个贵族，整天花天酒地有点无聊了，迷上了黑魔法，结果无意之中召唤出大量的恶魔邪魔之类。祖先收不了场，在自杀之前写信给你让你来帮忙。于是你历经千辛万苦赶到了庄园，开始了冒险。
游戏的界面非常简单，分为非战斗准备与探险战斗两种模式。准备模式是在一个小镇子里，镇子里有医院、教堂、公会、商店、铁匠铺、佣兵营地等设施，每个设施都有固定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佣兵营地，你要在其中每次征招不同职业的人去冒险。这些设施也需要消耗不同的资源去升级（资源包括金钱、地契、肖像、勋章等等）。探险的区域可以分为黑暗地牢、城堡、林地、贫民窟以及悬崖等五处。每次你只能派出一支4人的队伍去冒险，在冒险战斗中收集相应的资源、装备等等，随着时间的推进，不同的区域还会出现相应的BOSS。
在战斗中你的佣兵会遭受伤害直至死亡，另外还要承担探险的心理压力，心理压力100会产生响应的精神疾病，压力值到达200会直接心脏病爆发死亡，同时探险中还可能染上其他身体疾病如败血症、梅毒等等。心理和精神疾病要在城镇的医院治疗，心理压力可以在教堂或酒馆降低。不过都需花费金钱。


方案一：开始玩的时候，我对每个队员都非常重视。在战斗中积累的压力，我都花费金钱给他们降去；感染了疾病，我也给他们治疗；也尽可能地给他们的装备升级，让他们学习新的战斗技能。
结果很快，我就发现自己快破产了。每次探险带来的收益还不够支付给他们在探险中积累压力消去和治病的钱。更别说给他们升级装备、技能和买装备的钱了。于是只能让他们带着压力去探险，结果形成了恶性的循环：战斗力越来越差，经常起内讧，探险失败——最后，人员死伤惨重，连每一次探险要准备的必要物资的钱我都拿不出了，直接GG。（说好的祖上是贵族的呢！）
然后我发现这个游戏简直太难了，找了找攻略，终于发现高手和萌新的区别。
方案二：这个游戏有一个特点，就是雇佣兵是不用花钱的，但是每次能雇佣的佣兵数量有限，而且等级都是0级。高手们就利用这点来作文章了。每次都招来4个新人，用他们去探险，其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每次探险的成功，如果成功固然好，没成功，则最大程度带来金钱和资源的收入。
压力高了，患病了，死队员了怎么办？没事，让他们死，活着患病的，压力大的直接解雇，雇佣下一批人。反正雇佣和解雇都不花费金钱和资源。而且用这样的办法，几乎每次探险的成本都可以压缩在极低的花费上，几乎不用提前准备任何的探险物资，0成本的探险出征，任何微小的收获都是收益。——如此，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人员大量的压力积累、患病、死亡，没关系，下一回合新的人员马上补上，金钱和资源不断积累，最后水涨船高。
等到有了一定的金钱，资源，建筑物也升级的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再看看手下的人员，通常挑选那些等级较高，心理素质较好（与疾病，精神病相对，战斗中也可能积累了一定的美德），生命力强的做骨干。对于这些人再做重点培养：给他们最好的装备升级，配备最好的挂件，学习升级最好的技能。对于这些人的探险给予最好的后勤保障，乃至倒贴，赔钱都没关系。而一旦没钱了，马上又可以进入上一个阶段，去牺牲那些没用的新人，新手，用他们的生命和精神来获得收入。
等到我重新适用这样的方式去探险时，我发现效率收益立马上去了。
但是心理突然拔凉拔凉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就是血淋淋的，资本家每一个毛孔都带着血。马克思老人家诚不欺我。换成了你，你也得采用后一种办法，要不根本就玩不下去。

结论：我们再把这个逻辑置换到国家和社会的高度。一个国家和社会如果处在草创和高速发展阶段，社会制度、法律制度还不健全，就会充斥着各式各样类似于上述资本积累的野蛮游戏。尤其这个国家和社会的人力资源又充足，那么这块的花费必然是极低和可压缩的。
我一个老板根本不用管你工作的压力有多大，是否患病，死者还是活的，我只关心你每次工作给我带来的收益是多少。医疗保障，保险我都尽可能地压缩到最低，工作环境可能极差，我才不管你是不是24小时加双休日加班，我也不在乎你退休年龄再晚几年。晚的越好，对我越有利。
撑过去，算你赢，也可能未来成为企业的骨干和重点发展对象，没撑过，要么解雇你，要么死就死，反正马上又可以找到替代你的人。而那些越有资源、家庭实力越是雄厚、本身能力素质心理极强的人越有可能撑过去，越有可能获得上层玩家的重点关照。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辛苦一生只能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原因和逻辑了。
改变的办法根本原因还在于社会的进步，摆脱资本原始积累的蛮荒时代，把社会制度、法律制度健全起来，医疗保险、福利、人力资本都提高上去，给每个员工以尊严，看病乃至死亡都有保障。不过资本家都是逐利的，他们又会把资本投入到相对更低的环境中去。其次在于个人。个人能力、素质、心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于家庭，在于背景，在于你的社会网能够给你带来多少的资源。这也决定了你上升还是下降的因素。
表面上是资本家的贪婪，实质上却是商品社会运行的铁律。不服从这样铁律的玩家在初期就会被淘汰，而今天做大做强的集团，谁手上又不沾满鲜血。只是他们今天有资本和实力去立牌坊了。
■来自的网友回复
我们看一下前福建省第八届政协委员赖昌星的经历。
他小学没毕业，干体力活。后进入螺丝厂当工人，学了点技术。后来5人集资1500块，生产汽车配件，赖昌星做锻工。1985年，他请了无锡师傅，搞到图纸生产纺织机械。大件去大厂定做，小件自制。每台可以赚几万。从这时起，他发家了，积累了财富，又开了一些工厂。到1991年已经有了上千万资本。移民香港后，利用90年代香港房地产低潮进行投资，又赚取上亿资本，成立了远华公司。
1996年-1999年，赖昌星被称作厦门海关“地下关长”。厦门海关一些重要岗位的干部任免和人事交流，原关长杨前线常要先征得赖昌星同意。
他很善于揣摩干部的喜好，爱财的给钱，爱色的送女人，爱权的帮忙奔走，这些官员有女儿在美国的，有儿子在澳大利亚的，也有老婆要做生意的，或者有情妇需要安排……赖昌星把这些机会都利用起来，将一大群人拉下水。甚至1999年中央采取行动的时刻，仍有人为他打探消息出谋划策甚至销毁证据。他们就差建立一支军队了。
我们把他的活动分成四个阶段：
①自身参加劳动，维持生活，进行少量原始积累
②雇佣技术人员，进行商品生产获取利润，即借助他人的劳动使自身获利
③通过金融、房地产投资，就是以资本赚取资本
④权钱勾结，资本和权力互相寻租，影响政治谋利
大多数人停在了第一阶段。
由于生活开支，比如衣、食、住（买房）、行（车辆）、医疗等项目支出，他们不能在进行积累，仅有的劳动报酬都消费掉了。也许能力不足（做生意也赔掉），也许环境较差（如河北考生），也就不能继续上升。
985、211的精英们拥有技术，有的创业，有的被雇佣。被雇佣的人就停在第1.5-2.0之间的阶段了，比底层光鲜，但是生活依旧是辛劳的。
既然有人要上升，就有人被禁锢在这里，他们就像一级级台阶那样。有人光鲜，就有人泥泞，天下无悬空的楼阁，上一层都是建筑在底层上的。
上一阶段的雇佣者们，如果经营得当，就可以踩着台阶上升到第三阶段。开始通过资本运作，自身不生产产品也不提供服务，以钱生钱。
第四个阶段是次高级，资本开始影响政治，政权成为资本的工具。一般人也就到此为止了。赖昌星这种不知道收手的人，落得个悲惨下场。他没意识到自己已经触顶。
（后两段违规了）
■来自的网友回复
老娘一场癌症，把老爹在外地当几年基层领导的积蓄用完了。遇上第二次下岗买断潮，大病初愈的老娘被买断。
老爹的小领导触动了腐败分子利益，遭到打压只好弃官保人。从外地回乡照顾妻小，被已经形成的利益集团排挤了好几年，只是有口饭吃。
后来这个利益集团成为了行业里的畸形毒瘤，上对中央瞒天过海，下对职员压榨吸血，中间拦截进京上访，罢工游行时有发生。结果是武警坐着卡车上街“巡视”。
再然后，就到了退休年龄。所有的辉煌与成就，苦难与抗争，也就此画上了一个富有时代气息的逗号——疾病吞人钱财，贪官绝人活路，腐败集团上瞒下欺，快退休了还要为争取权益和年轻人策划罢工。
不知父辈年轻时的中国梦会是什么样。
但我知道那个当年挑灯夜读考上成人教育的年轻工人，一定无法料到后面的人生会那样艰难。
由于涉及到父母的人生经历，评论区设定为筛选模式，带来不便还请见谅。
■来自的网友回复
提示：全文12000+字，有部分是引用媒体的报道，已注明出处。
我认真写，希望你有耐心看，应该会有启发与收获。
社会阶层是一个永恒的现象，有人的地方就有上中下阶层，而财富是阶层的一个重要标志。
为何很多人辛劳一生，仍是社会底层？
先说结论，可能会有点悲凉——
因为他们的父母是社会底层。

社会大背景分析从社会流动的角度来讲，社会有两种：封闭型社会和开放型社会。（其实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以及西方的前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典型的封闭型社会。人的社会地位是由家庭和出生决定的，王侯将相生而有种，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
我们国家历朝历代的革命本质上是一个阶层推翻另一个阶层，但推翻之后，并没有带来新的平等，不过是换了一拨人来统治而已。
譬如，新中国从成立之初，工人和农民、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不平等地位就开始凸显，再到后来则有了干部阶层及相应的特权。
改革开放之前，没有所谓的私人资本（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割完了），只有权力才是值钱的，可那个时候的官员拥有权力资源，却在经济资源上相对匮乏。（有权但没钱）

改革开放之初，价格“双轨制”给权力变现提供了机会，市场价格与计划价格的差额为某些人提供了谋取个人利益的空间。
很显然，这些人不是建筑工人，工厂普工，保洁 ，而是某些阶层及其家属。
而后的市场化改革将国有企业、国有资源让渡给私人，很显然，得到这些好处的，仍是与权力掌握者接近的人，领导的子女和亲属。即便是后来下海的官员，尽管其个人能力相对较强，但仍然是运用在政府工作期间积累的人脉关系和对政策的把握而实现致富，包括王石、柳传志这批人，都与这个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然，肯定还是有守法经营和勤劳工作而致富的商人，但这些人一来数量较少，二来其发家过程无疑更为艰辛，三来没有深厚背景，其事业很快就会遇到瓶颈，要突破瓶颈，后期终究难免需要进行寻租、结盟或利益输送。（这也是很多企业家所谓的“原罪”）
最开始的时候，三种社会资源（权力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是不统一的。干部有权，但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相对较少；知识分子文化资源丰富，有地位、有名誉、有声望，但没钱也没权；老板有钱，但没权没文化。
到如今，官员工资是不高，但都有房有车有闲钱，甚至没事还弄个博士读一读（当然也可能是秘书代劳），不信去政府网站查查看；混得开的教授收入也是相当可观，独立董事、项目经费、走穴赚钱，忙得不亦乐乎；老板呢，照样可以去读个EMBA或者是在职硕士、博士，也充当起了文化人。对于高校来说那是求之不得，简直就像妓女遇见嫖客似的，笑靥如花（哎，玷污这个词了）
案例：人大教授涉内幕交易 千般抵赖赖不过如山铁证
三十多年过去了，“赢家通吃”的格局其实在本世纪初就基本成型了。
不信，看房姐龚爱爱。
龚爱爱，女，1964年出生，曾任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陕西西安江东企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法人代表。2010年龚爱爱获得陕西省“三八红旗手”。2011年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