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王宏斌：林则徐关于“银贵钱贱”的认识与困惑( 六 ) 林则徐是道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

但是，十年之后面对陕西突然发生的银价大幅度跌落，他还是陷入难以理解的困惑之中。 1846年8月30日，林则徐在西安接任陕西巡抚，三个月后发现了一个令其百思不得其解的货币流通现象。他在奏折中这样写道：“本年七月内臣甫到西安省城，每纹银一两可换制钱一千八百余文，迨至九十月间，每两仅换钱一千二三百文不等，较前两月顿减钱五百余文之多。众人皆以为诧异，访询其故，则佥称：‘岁歉粮贵之时，银价必然下落’ 。 ”[2]（陕甘奏稿卷1p8-9）
对此，林则徐感到非常困惑，他说：“其理亦不可解，如果此后银皆落价，似亦相宜。然又忽低忽昂，不能预料。且当陕省银贱之际，邻省银价仍昂，而未闻有市侩贩钱来陕买银以图获利者。 ”[2]（陕甘奏稿卷1p8-9）1846年秋季，陕西省发生的银价跌落虽然是局部的，也是暂时的，但是在短短三个月时间内跌落了500余文，跌幅是相当大的。经过林则徐调查之后，他确认此次银价波动既不是市侩投机、套利造成的，也不是白银与制钱的绝对数量发生变化引起的，唯一的答案是当地老百姓按照既往的生活经验提供的——“岁歉粮贵之时，银价必然下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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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则徐生活的时代，中国的货币理论尚停留在比较原始的阶段，《管子·轻重篇》提出的“物多则贱，寡则贵”这一主张，一直成为中国货币政策的重要理论根据之一。当时，人们以为银贵就是因为银少，钱贱就是因为钱多，始终在货币的简单数量上打转转。不懂得金属货币价值首先决定于物化在其中的劳动量，不懂得金属货币作为一般商品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价格变化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不懂得货币流通与商品运动的紧密联系，总是孤立地、片面地看待金属货币价格的变化。林则徐不知道“岁歉粮贵之时，银价必然下落”的真实含义，无法正确解读出其中的深刻道理，是十分正常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杰科布定律” 。
杰科布（Jacob,William1762-1851）是一位英国商业家，著有许多经济方面的著作。他在研究金属货币的流通情况时发现了这样一个定律：“在动荡不安的时期，特别在内乱外患时期，金银器皿急速变成货币；而在太平繁荣时期，货币就变成食品用具和首饰。 ”[11]（p357）马克思在对欧洲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时，对于杰科布的这一观点曾予以充分肯定，并多次援引杰科布的观点来说明金属货币流通的规律。他说：“作为一般的规律可以这样说：和平时期，以金银货币变成奢侈品为主，只有在动荡的局面下才以奢侈品倒过来变成条块或铸币为主。从下面的情况看出，以奢侈品形式存在的金银贮藏货币同充当货币的贵金属对比起来占的比例是多么大：在1829年，据杰科布说，在英国这个比例是2∶1 ，而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以奢侈品形式存在的贵金属比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贵金属多1/4 。 ”[12]（p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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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在和平年代，由于政治稳定，社会生活安定和商品经济比较繁荣，金属货币的购买力较强，人们总是努力购买和贮藏金银器皿、首饰与珠宝等“奢侈品” 。这种做法特别在东方民族（例如中国、印度和日本）中盛行。在动荡不安的时代，特别是在内乱外患较为严重时期，在遭受自然灾害袭击之后，商品经济陷入严重混乱时期，社会对贵金属的需求就会发生很大变化，战争和自然灾荒迫使人们将金银器皿、首饰和珠宝变成货币，将贮藏的金银取出来以便招募兵员和换取救命的粮食和衣物，这样一来，加入货币流通之渠的贵金属就会突然增多，形成供大于求的局面。与此同时，社会对于作为贵金属符号的辅币（例如铜钱）不但不会因为战争和自然灾害而减少，反而由于战争破坏了商品流通，原来的铜符号在教小的买卖中的流通速度相对减缓，便会显得相对不足。因此，社会对它的需求便会随着战争与自然灾害的程度加重而增长。金属货币价格变化犹如粮价波动，首先决定于生产成本，其次是社会的供求关系。当粮食丰收的时候，供应比较充足，粮价一般在生产成本附近徘徊；当出现自然灾害的时候，一方面受生产成本增加的影响，一方面受供求关系的影响，粮食消费缺乏弹性，处于紧张状态，价格必然大幅度增长。一言以蔽之曰：战争和自然灾害能急剧改变社会对贵金属及其辅币的不同需求，从而影响二者的比价变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非常明确地指出：贵金属价值的变动的纯经济的原因，必须归之于生产这些金属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变动；同时也承认在古代社会，政治事变曾经对金属价值的变动发生过重大的影响；而在近代社会战争等政治事变也仍然起着“局部的暂时的影响” 。 [13]（p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