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王宏斌：林则徐关于“银贵钱贱”的认识与困惑( 三 ) 林则徐是道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

针对“洋钱”流通引起的问题，林则徐曾先后提出三项建议：第一项建议是“稍示限制”的截流之法。 “此时抑价固多窒碍，究宜设法以截其流，只得于听从民便之中稍示限制。嗣后，商民日用洋钱，其易钱多寡之数虽不必官为定价，致涉纷更，而成色之高低，戥平之轻重，应令悉照纹银为准，不得以色低平短之洋钱反浮于足纹之上。如此则洋钱与纹银价值尚不致过于轩轾，而其捶烂剪碎者尤不敢辗转流行，或亦截流之一道也。 ”[2]（江苏奏稿卷1P18）在中国尚无银铸币的情况下，既不便限制商业使用“洋钱” ，又着意防范银元非法套利等流弊的发生。这一方法应该说是正确的。这个建议后来得到道光皇帝的批准。谕令：“洋钱行用内地既非始自近年，势难骤禁，要当于听民便之中，示以限制其价值，一以纹银为准，不得浮于纹银，庶不致愈行愈广。 ”[2]（江苏奏稿卷8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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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建议是铸造五钱重的银币。林则徐陈述老年商人的意见说：“欲抑洋钱，莫如官局先铸银钱。每一枚以纹银五钱为准，轮廓肉好，悉照制钱之式，一面用清文铸其局名，一面用汉文铸‘道光通宝’四字。暂将官局铜钱停卯，改铸此钱，其经费比铸铜钱省至十倍。先于兵饷搭放，使民间流通使用，即照纹银时价兑换，而藩库之耗羡、杂款亦准以此上兑，计银钱两枚即合纹银一两，与耗银倾成小锞者，不甚参差，库中收放，并无失体。盖推广制钱之式以为银钱，期于便民利用，并非仿洋钱而为之也……初行之时，洋钱并不必禁。俟试行数月，察看民间乐用此钱，再为斟酌定制。似此逐渐改移，不致遽形亏折。 ”[2]（江苏奏稿卷1P17）陈述完商人们的这些意见，林则徐、陶澍非常谨慎地建议说：“臣等察听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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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苏松一带，洋钱每元概换至曹（漕）纹八钱一二分以上，较比三四年前每元价值实已抬高一钱，即兑换制钱，亦比纹银多至一百文” ，林则徐：《漕费禁给洋钱折》，《林文忠公政书》江苏奏稿卷8 ，光绪二年福州林氏刊本，第15页。
似属有理。然钱法攸关，理宜上出圣裁，非臣下所敢轻议。故商民虽有此论，臣等不敢据以请行。 ”[2]（江苏奏稿卷1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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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澍和林则徐的这项建议是完全正确的。白银采取铸币形态不仅有利于改变当时货币市场上的落后、紊乱状况，而且有利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完全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但是，道光皇帝不懂这个道理，从维护传统钱法出发，拒绝采纳，谕旨以非常严厉的语气驳斥了陶澍和林则徐的建议， “官局议请改铸银钱，太变成法，不成事体。且洋钱方禁之不暇，岂有内地亦铸银钱之理耶？”[9]（卷235）
现在的问题是，林则徐在江苏巡抚任内是否进行过银币铸造的尝试。按照郑观应的说法，林则徐曾经制造过“七钱三分”重的银饼，因发行不成功而失败。他说：“道光中，言官陈洋钱之害，廷旨饬筹平准之法。时侯官林文忠公抚江苏，见民间洋价日增，遂铸七钱三分银饼以代之。初亦甚便于用，未几而伪者、低者日出，遂使美意良法废而不行。 ”[5]（P19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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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这一资料不可信，主要理由有三：第一，郑观应所说缺乏原始资料根据，《铸银》一文最早刊于《易言》20篇本，作于1875年前后，上距林则徐在江苏任巡抚已有40余年，在没有资料来源情况下，无以凭信。第二，像铸造银币这种关系国家政典之类的大事，在没有得到皇帝亲自批准情况下，任何官员都不敢冒着杀头的危险，跨越这一步。以林则徐的一贯谨慎作风和政治精明，他绝对不敢冒着欺君的罪名，擅自发行“七钱三分”重的银币。尤其是谕旨以非常严厉的语气明确驳斥其建议之后，这对于陶澍、林则徐等人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依照君主专制制度政治常识判断，我们认为林则徐等人绝对不敢冒险进行这种尝试。即使林则徐个人有这种想法，他也不敢擅自行动。因为，上有两江总督，下有藩、臬二司。此类大政方针需要他们相互配合支持，不是任何个人的行动。第三，按照陶澍和林则徐的设想，他们建议铸造的银币应当与纹银相辅而行，重量为五钱，形状类似于铜钱，即圆形方孔，一面为满文，一面为汉文。而郑观应所说的银币重量为七钱三分，形状为圆饼，这与林则徐等人的设想差距太大。更何况现在没有任何实物能够证实林则徐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