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王宏斌：林则徐关于“银贵钱贱”的认识与困惑( 五 ) 林则徐是道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

乾隆、嘉庆、道光时期中国的钱庄、银号也利用自身的信用发行“钱票” 。这标志着我国金融业的进步与发展水平。而当时有的人对于这种金融现象不能理解，认为钱票大量出现乃是一种社会欺诈行为。 1838年，成都将军宝兴奏请说：“近年银价日昂，纹银一两易制钱一串六七百文之多，由于奸商所出钱票，注写外兑字样，辗转磨兑，并无现钱，请严禁各钱铺不准支吾磨兑。 ”为此，道光皇帝谕令各省督抚，妥议章程，奏明办理。
是时，林则徐在湖北巡抚任上，他经过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钱票的发行与流通使用，虽有个别欺诈行为，而就总体来说，是有利于商业发展的，可以加强管理，而不必设法禁止。这是一个非常理智的判断。
关于钱票发行的流弊，他分析指出：“钱票之流弊在于行空票而无现钱。盖兑银之人，本恐钱重难携，每以用票为便，而奸商即因以为利，遇有不取钱而开票者，彼即啖以高价，希图以纸易银。愚民小利是贪，遂甘受其欺而不悟，迨其所开之票积之盈千累百，并无实钱可支，则于暮夜关歇潜逃。兑银者持票控追，终成无着。此奸商以票骗银之积弊也。 ”针对这种金融诈骗伎俩，林则徐建议采用五家钱庄、票号相互担保的方法。 “如有一家逋负，责令五家分赔。其小铺五家互结，复由年久之大铺及殷实之银号加结送官。无结者，不准开铺。如违，严究，并拘拿脱逃之铺户，照诓骗财物例计赃，从重科罪。 ”[10]（p599）要求金融行业相互担保，共同承担责任，直到如今仍然是国家立法防范金融欺诈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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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非常清晰地认识到钱票是金融业发展的合理产物，便民而利商，与“银贵钱贱”无关。他驳斥说：“钱票之通行业已多年，并非始于今日。即从前纹银每两兑银一串之时，各铺亦未尝无票，何以银不如是之贵。即谓近日奸商更为诡猾，专以高价骗人，以只能每两多许制钱数文及十数文为止，岂能因用票之故，而将银之仅可兑钱一串者，忽抬至一串六七百文之多。恐必无是理也。 ”[10]（p599）接着，他指出，市侩骗人无论银贵还是钱贵都可能发生，不必抬高银价或钱价。在他看来，在出现银荒情况下， “钱票”流通正好补助了白银的流通之缺，不仅没有必要禁止，一旦禁止将会加重银荒形势，担心出现“捉襟见肘”的局面。 “近来纹银之绌，凡钱粮、盐课、关税一切支解皆已极费经营，犹藉民间钱票通行，稍可济民用之不足。若不许其用票，恐捉襟见肘之状更有立至者矣。 ”[10]（p599）
林则徐关于钱票的上述认识是基本正确的，既没有因为市侩利用钱票进行欺诈活动，也没有因为有人指责其扰乱金融秩序，导致“银贵钱贱” ，而否定其流通作用。这种主张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林则徐的正确判断与其特别重视社会调查有关。林则徐任职经过的地方，如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都是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每到一地，他都虚心听取各种意见， “叠向行商、铺户暗访密查” 。所以，林则徐的建议应该说反映了商人们的正当要求和社会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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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林则徐的困惑与“杰科布的定律”
关于道光时期的“银贵钱贱”问题，同多数官员一样，林则徐一开始就认为是鸦片造成的。 1833年，他说：“鸦片烟由洋进口，潜易内地纹银，此尤大弊之源，较之以洋钱易纹银其害愈烈。盖洋钱虽有折耗，尚不至成色全亏，而鸦片以土易银，直可谓之谋财害命。 ”[2]（江苏奏稿卷1p15）1838年，林则徐在湖广总督任上，同样认定鸦片走私，透漏白银出洋，是导致“银贵钱贱”的主要原因。正是这种观念使林则徐抱定决心前往广东，为中国彻底查禁鸦片走私而殚心竭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