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王宏斌：林则徐关于“银贵钱贱”的认识与困惑( 二 ) 林则徐是道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

当时在中国流通的“洋钱”有荷兰的“马钱”（又名马剑），西班牙的本洋，西欧的“十字钱”和美国的银元。 “马钱”、“十字钱”和美国的银元流通数量和范围有限，只有“本洋”流通范围最广。 “本洋”的产地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墨西哥，铸造于1535-1821年间，原定成色为937/1000 ，后来降低到902/1000；在中国流通的“本洋”分为大、中、小三号，以大的为主，重量为七钱二分，中号为半元，小号相当与大本洋的四分之一。 “洋钱”在中国如此盛行，兑换中又有浮额，因此有人认为中国的银贵由于银少，而银少是由于外国人利用银元套购纹银的结果。在嘉庆年间，为此专门订立章程，禁止“洋钱”流通，禁止纹银出洋，禁止“洋钱”兑换纹银，甚至规定只准以货易货，不准以“洋钱”易货。以为如此便可以使“洋银塞其来源，其用不禁而自绌；纹银断其去路，其价不减而自平。 ”[1]（p20）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找到“银贵钱贱”的真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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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 “洋钱”大量出现在中国商品市场上必然会影响中国当时的银钱并用制度，但影响毕竟是有限的。因为， “货币一越出国内流通领域，便失去了在这一领域内获得的铸币、辅币、价格标准和价值符号等地方形式，又恢复原来的条块的形式。 ”[6]（p123）“洋钱”进入中国也必然脱掉其民族服装，还原为条块形态，经过检验成色，权衡轻重，才能按它的实际含量进入中国流通之渠。中国当时所实行的银两制度对于“洋钱”的进入必然起着限制作用。有人对于“洋钱”的浮额作过比较精细地分析，在广州的兑换率是， “一百块西班牙银元相当于七十四两银锭；一百块新西班牙银元相当于七十二两银锭。而银锭的纯度一般是94% ，旧西班牙银元的纯度只有90% ，加上西班牙银元重量不足，因此一百块旧西班牙银元有纯银41600谷（grains），而七十四两标准银锭则有42120谷，比西班牙银币多520谷，或者说多1.25% 。 ”[7]p291）也就是说， “洋钱”对于银锭的浮额一般在1.25% 。对于国际贸易来说，这种商品利润并不高。对于金融投机商人来说，也是不合算的。由于在中国没有铸造银元的机器，他们如果利用“洋钱”套利的话，既要负担往返的运输费用，又要付出加工费，还要经受海洋贸易的不测风险。因此，我们认为，利用“洋钱”与纹银之间的微小差价进行套利活动即使存在这种可能性，也不会是经常的大规模的。
再从商人所具有的那种天生的“计及锱铢”的心理来看，他们也不会盲目接受外国的银币。有的“洋钱”在中国市场上之所以无法流通，而被中国商人熔成条块使用，就在于其本身成色和规格不稳定，得不到市场的认可。 1830年，两广总督李鸿宾对于“洋钱”在中国的流通情况进行了调查，他认为外国商人利用“洋钱”大规模套购纹银的事情很少发生，对于银钱比价的影响不大。他说：“其偷换纹银不过纸包布裹，夹入他货之内，零星收取，以冀积而成多。若专载洋钱收买纹银，则为数甚巨，势难掩人耳目，岂非自寻败露。至内地商贾贸易，洋钱与纹银价各不同，皆按色扣算。 ”[1]（p7）至于说“洋钱”为什么会大量出现在中国市场上，道理很简单，那是中国对外贸易长期处于出超地位所形成的。据彭信威估计：“自康熙二十年（1681）到道光十三年（1833）那一百五十三年中，输入中国的银币和银块纯额有七千多万两，合银元约一亿。 ”[8]（p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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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认为“洋钱”在江浙地区流通， “每洋银一元作漕平纹银七钱三分，虽成色远逊足纹，而分两尚无轩轾” ，因此，老百姓“恬不为怪” 。在他看来，利用行政的手段禁止“洋钱”流通既是困难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他借用年老商人之口说：“百年以前，洋钱尚未盛行，则抑价可也，即属厉禁，亦可也。自粤贩愈通愈广，民间用洋钱之处，转比用银为多。其势断难骤遏。盖民情图省图便，寻常交接应用银一两者，而用洋钱一枚，自觉节省，而且无须弹兑，又便取携。是以不胫而走，价虽浮而人乐用。此系实在情形。 ”[2]（江苏奏稿卷1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