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论赵孟頫的书画艺术成就与董其昌的“矛盾” 一、董其昌的“矛盾”

一、董其昌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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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董其昌仿赵孟頫秋山图107.1cm×46.4cm纸本设色上海博物馆藏
上海博物馆日前展览的“丹青宝筏—董其昌艺术大展”共展出了董其昌及相关作品一百五十余件，其中不仅出现了赵孟頫的作品，还有董其昌仿赵孟頫创作的《仿赵孟頫秋山图轴》（上海博物馆藏）。我们知道，董其昌曾多次临摹、仿作赵孟頫的画，现存作品还有《仿赵孟頫秋江图》(故宫博物院藏)《仿赵孟頫林塘晚归图》(福建博物院藏)等，足见董对赵的取法。但当董其昌重新排定“元四大家”时，他却显示出某种矛盾的心理。首先，他看不起汉人赵孟頫给元廷做官，故不将之归入“大家”之列，在“南北宗论”里也对赵只字不提。但同时，董其昌又表现出对赵孟頫的某种推崇，如他自己所言， “吴兴当为元人冠冕”“始知吴兴之不可及也” 。这种矛盾究竟是为何？
徐复观先生认为：“在董其昌的南宗系统中，实存心打击了赵松雪(1254—1322)的地位……他在董其昌的南画系统中，应当有最重要的地位。董其昌的抑赵，是出自明代士人一般虚?之气，所以我不能不为之辩。 ”李铸晋先生则说：“在他之前，文人画从来都被看作是理论高于画风，现在有了他的综合，元初时遂成立了文人山水画的确定风格……在这发展中，赵孟頫为后代的画家开辟了新的途径，特别是元末的山水四大家，和明代吴派，更为三百年后的董其昌的画论定下基础。 ”这些论述皆可为董的矛盾作注。
笔者认为，赵孟頫的“特殊价值”就在于其继承了中国书画的入古出新传统，又为元明书画摆脱宋人窠臼提供了形而下的解决方案，并直接影响了董其昌的书画理论与创作。而董其昌的矛盾心理，其实也统一于对赵孟頫的认可。以下，笔者将具体从宋元之际赵孟頫所寻找的书画道路，以及董其昌对这道路的看法两方面来论证此一观点。
二、赵孟頫的道路与董其昌
关于赵孟頫，宋濂有高度评价，他认为明代道学家们对赵失节仕元的批评，是“腐鼠败豚，何能病公” 。同时给了赵在画史上“雄鸣一代，照耀古今”的地位。高居翰认为赵孟頫“改变了中国山水画的整个发展方向” 。那么，宋元之际赵子昂的山水画到底风格上有什么重大突破，并且在哪些方面改变了中国山水画的整个发展方向，董其昌在著述和行动中又是怎样继承的，笔者在此处试以具体论证之。
1.逸之品格：写心中的理想山水
赵孟頫的开创性，一方面就体现在他的“逸韵” 。元代艺术风格的一大特色就是“逸” ，这与元代儒者的归隐风气有关。元庭虽屡次表示对儒生的关怀，但毕竟杯水车薪，广大文人艺士处在被冷落、被歧视的边缘地带，生命安全都被威胁。现世对文人，乃至汉人群体而言，都是牢笼般的存在，禁锢着肉体和心灵。但越是遭到禁锢，人就越追求自由，当时文人多选择从精神上寻找寄托，于是重自然、隐逸的道易思想，以及佛教禅学，在此时重又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重神似，轻形似；重自然，轻精妍；重山水，轻人伦，超然解放的“逸”格艺术就这样产生了。
赵孟頫就在这时代变迁中成为艺术的关键人物。他的人生际遇与艺术心灵存在着激烈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激发了赵孟頫卓越的书画成就。作为一位深受儒道释思想濡染的文人，赵孟頫终生在“隐”与“仕”之间徘徊，而“仕”与“隐”的矛盾，正是彼时文人的普遍矛盾。赵孟頫入朝为官，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使他经世致用的愿望破灭，因此想从中逃出，却又并不可能，隐退愿望日益强烈，到了晚年终于寄情山水，全是由一“逸”字。《罪出》一诗便是最好表达：“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平生独往愿，丘壑守怀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