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薛磊：蒙金战争时期干支纪年官印新考官方印章是研究官制的重要资料。笔者在

官方印章是研究官制的重要资料。笔者在收集元代官印资料过程中，注意到一批蒙古国与金朝交战时期的干支纪年官印。景爱先生编《金代官印集》（文物出版社， 1991年）中集中收录了18方此类官印（参见本文表一）。其他学者在介绍其中部分官印时，也将其归类于金朝官印。陈春霞、刘晓东两位学者利用这18方官印，撰有《金代干支纪年官印研究》一文，认为干支纪年官印多是金代晚期地方军政机构铸造的军官印。不难发现，学界几乎一致认为上述官印为金朝官印。本文则从纪年、官制、行政区划沿革、蒙金战争的进程等方面论证了上述官印应为蒙古国官印。重新厘定此类官印的归属，有利于相关博物馆更正此类官印的展品介绍。
一金朝和蒙古国纪年及蒙古国对金朝官制的沿袭
年号是中国传统皇权的重要象征。尊用年号亦是各级官府依附于某一政权的标志。汉化程度颇深的金朝统治者，当然应该理解年号的特殊意义。事实上，直到1234年金朝灭亡之前，金朝年号一直被刻在辖区各级官府的官印之上。据笔者统计，《金代官印集》收录的官印中，金宣宗兴定元年（1217）至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号纪年清晰可辨的官印共有65方。例如，兴定四年（1220）二月“怀州行部”铸造的“万户之印”、正大六年（1229）七月“行宫礼部”铸造的“招抚司印”、天兴元年（1232）“行部”铸造的“知事之印”、天兴元年“恒山公府”铸造的“都统所印”以及天兴二年二月“颍州总帅”铸造的“都统所印” 。这些官印的铸造机构既有代表中央朝廷的“行宫礼部”、“行部” ，又有地方军事统帅“恒山公府”和“颖州总帅” 。笔者认为，从年号作为一种特殊政治符号的角度理解，蒙金战争时期的干支纪年官印不应属于金朝官印。
蒙古国的纪年，经历了从十二生肖纪年到干支与十二生肖纪年并用的过渡。据南宋人赵珙所撰《蒙鞑备录》， “去年春，珙每见其所行文字，犹曰：大朝，又称年号曰：兔儿年、龙儿年，至去年方改曰庚辰年，今曰辛巳年是也” 。庚辰年即公元1220年。不过，蒙古国十二生肖纪年的方式并没有因干支纪年的出现而废止。
蒙古国时期尤其是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国在汉地的统治基本是仰赖归降蒙古的汉地武装，而官制也多是照搬金朝官制。正如陈高华先生所言，当时“降蒙官员、将领所授官职，一般均沿用金朝制度，常出于本人的请求” 。另一方面，归降蒙古的汉地武装头目（因世袭任职，常被称为汉世侯）往往自行任命官员、铸造官印。 1220年春，真定路藁城县人董俊担任“右副元帅行元帅府事，佩金虎符仍中山知府” ， “得便宜辟置官属，刻铸符印” 。在蒙古国官制尚未完善的背景下，汉世侯铸造的官印也多会沿用金朝官制。正因为此，此一时期蒙古国官印容易被误识为金朝官印。
二部分干支纪年官印考释
下文笔者简要列举《金代官印集》所收干支纪年官印的概况，并就其中4方官印的归属进行考释。
表一：《金代官印集》所收干支纪年官印
1 ，行元帅府经历司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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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4月26日出土于河南省濮阳县红星街，印背刻“元帅府经历司印”、“保垣州帅府造” ，侧刻“壬辰年十二月” 。
壬辰年（1232），为金宣宗天兴元年、蒙古窝阔台汗四年。 “保垣州”之名未见于《金史·地理志》和《元史·地理志》。按清朝嘉庆年间杨元锡纂《长垣县志》所辑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崇真观碑” ， “当圣朝开创之初，而乃升县为州” ， “有夷山道士李志真者， ……一日复寓保垣州。有节使吴帅、经历刘君久歆德业之尊，遂择高明之所，地举以东北隅，观揭以崇真额” 。另有杨元锡之按语曰：“右碑在县城内崇真观， ……碑文云开创之初，升县为州，又云复寓保垣州云云。是元初曾升县为保垣州矣。《元世·地理志》不载，或升州未久，仍改为县耶” 。上述“崇真观碑”有力地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由长垣县（治今河南省新乡市长垣县）升格的保垣州为蒙古国的行政区划；第二，蒙古国时期保垣州确有“行元帅府经历司”的设置。综上，笔者认为此方官印为蒙古国官印，而非金朝官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