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人家》：和谐、共生的理想家园文物|山西|利用|探索|王文保|全国人大

《大河人家》起笔于解放战争初期，结尾已至21世纪，作者在这条长约70年的时间轴上，讲述了一个家族四代人的心路历程与命运起伏。这期间家族经历了战争的动荡、民族的交融、社会的转型等大环境的洗礼，以及物欲的扩张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对人性情感的考验等，作品不仅记录了时代的发展与变迁，更凸显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
本书通过父辈逃荒、新建家园、呵护家园的情感与人生经历，纵情讴歌了新中国；通过下一辈求学、成长、治理沙漠的经历，反省沙化与人祸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揭示自然界的沙漠治理固然急迫，人心的沙漠治理更加刻不容缓。文本中闪耀着朴实、善良、真诚和豁达的人性底色，是一部深具家国情怀的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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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人家》一文涉及的元素众多，但核心始终围绕家园展开，这种家园意识既包含“物质家园”，即地理意义上的家乡，还包含了精神家园。主人公一家从“柳家湾”到“井子湾”再到“黄羊湾”，无一例外都是家园被毁所导致的被动的转移，而经历了逃离、创建、毁坏与修复等一系列过程之后，三个家园又分别有着不同的寓意，文中彼此有着亲戚关系的柳家、黄家、白家四代人之间，每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和人生境遇也因此各有异同。
柳、黄、白三家七口人是这里的第一批居民，甚至“井子湾”的名称都还是得名于柳保华兄弟三人挖的那第一口井，而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三人也一直担任着井子湾的主要职务。可以说，井子湾是由他们亲手开拓、创建起来的，他们见证并参与了井子湾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盛到衰。与上一辈人不同的是，他们将对故乡的情感充分移植到了这片新的土地上，他们在这里成长、奋斗、恋爱结婚，落地生根、代代绵延。井子湾同样也见证了他们半生的悲欢与命运的起伏。因此，在柳保华这一代人的心中，井子湾实际承载了更多的情感与期望。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经历了家园的被毁，被迫的逃离，作者专门设置了“井子湾”这样一个从无到有的新的家园，似乎有着更深的含义。
与一般思乡小说不同的是，《大河人家》中自始至终都没有对故乡的人文、环境及风貌进行过多地描述。从开篇背井离乡的逃难，到后来回乡寻找失散的亲人，故乡从未以正面的姿态出现，柳家湾仿佛只是作为一个记忆符号而存在，默默承载着告别、回望与找寻。作者仅以几根“柳枝”便寄托了主人公对家乡故园的所有情感和依恋，全文没有刻意说乡愁，但故乡早已渗透进一辈辈离乡人的血液当中，比如陕北特有的方言、称呼、习惯，以及不时穿插的信天游。
如果说故乡柳家湾象征的是生命之根，那么，井子湾则象征着生存之路与心灵之所。在作者的笔下，草原即意味着世外桃源，它美丽、富足，远离战争和伤害，充满着开放性与包容性，这里的人们淳朴、善良、好客，然而，就是这一片战争都不忍波及的人间绿洲，短短几年之间却几乎毁在了人们日益膨胀的贪欲和对大自然无止境的索取当中。于是，在井子湾全面沙化之前，村庄实行集体搬迁。
失去家园，第一次源于战争的破坏，第二次源于生态的破坏，但二者实质上没有太大区别，都是源自于人类内心的贪婪，也都有着致命的破坏力。然而，多数人只看到战争的可怕，却轻视了自然生态的恶化对人类生存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大河人家》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但它的价值之处并不仅仅在于揭示了这一点，它所奏响的也并非一曲家园失守的悲壮挽歌，而是在一代代生命的延续中，劳动人民顽强的生存意识和不断抗争、开拓、拼搏、进取的精神，更反映了时代变迁之下，人们对于自我身份和价值的不断重塑与认定，和对于家园、对于社会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心。
柳保华把内心的期望寄托在了儿子柳建国的身上，父子二人顶住了各种压力，投入到困难重重的治沙造林项目中。自此，祖孙三代人完成了一种对于家园的“逃离—创建—破坏—再次逃离—修复—重建”的过程。而三代人之间，又隐约存在着一种过渡的关系。柳如海一代虽然主动逃离故乡，但本质上仍旧与故乡融为一体，对于异乡（井子湾或其他），只能算是一种客居的关系。到了柳保华一代，井子湾虽不是出生地，但人生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娶了蒙古族的妻子，交了蒙古族的朋友，融入了大草原的民风民俗和生活习惯。到了第三代柳建国，身体里则完全流淌着蒙古族的血液，与此同时又是在汉民的家庭中成长起来，感情深厚。因此，由这样一家祖孙三代人完成对同一个家园的守护，既打破了传统的血脉相承的观念，又突破了狭隘的地域局限，将民族间的亲密与融合用如此巧妙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达到一种和谐、共生、多元的主题意义，不能不说是作者的独具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