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生活状态：物质至简，精神至盈( 二 )

眼望变革中前进的国家，体会纷乱中摇摆的世界，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大学，就在这样充满现实感和使命感的节奏中努力前行。
窗外的风声雨声沙沙作响，钱穆的课堂始终是他们心目中一抹最安静的慰藉。
在云南宜良的山中，钱穆花费一整年的时间，以自己在北大执教四年，西南联大执教两年的经历，编撰了《国史大纲》。
在《国史大纲》的前言部分，钱穆如是写道：
先生这番话，即便放到眼下，依然是振聋发聩，掷地有声。
回望那段烽火连天的黯淡岁月，中华民族的自信力在侵略者的铁蹄下日趋微弱，一度濒临危急存亡之秋。
而钱穆的《国史大纲》，不仅以详实精密的体系回溯了几千年的过往，还渗透了一种历久而弥新的人文力量。
当学生们刻苦研读《国史大纲》的时候，这股人文力量便逐渐传播开来，让绵延不绝的中华道统在九州赤县来回激荡。
在黑云压城的现实世界，这就是一盏信仰的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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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随后几年，钱穆移居香港。
屹立在南海之滨，钱穆体验着大时代的仓促变革，以及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
为了让人们保有一种合乎现实的理性，以及建构未来的能力，钱穆创办了新亚书院。
创办之后，钱穆还亲自书写书院校歌。里面一些歌词，深深流露出浓烈的时代感与使命感：
这，便是钱穆心目中的时代气质。
书院创办之初，经费事宜成为困扰钱穆的头等大事。
很长一段时间，钱穆都在四处奔走讲学，以求提高书院的社会影响力，从而吸引更多的资助。
1956年，美国方面答应给予每年2.5万美金的资助，书院的财政压力因此大幅缓解。
1960年，耶鲁大学邀请钱穆前去讲学，并授予他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
渐渐地，西方世界开始重视这样一位贯通儒学和史学的大家。
1963年，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三校合并，香港中文大学便应运而生。
1967年，钱穆夫妇应邀定居台北。同年，蒋中正把双溪之畔的一座庭院小楼赠与钱穆夫妇，以供他们居住和研学。
漫步在亭台轩榭之间，钱穆不禁回忆起自己十七岁时的经历。
当时的他，在老家东偏房的素书堂养病。这期间唯一的陪伴者，便是自己的母亲。
于是，钱穆将这里改名为“素书楼”。
1969年，钱穆应邀成为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
由于年事已高，不便行动，钱穆的上课地点就固定在素书楼。对于那一批文化大学的学子而言，素书楼的时光令他们终身难忘。
每天下午四点，学生们都会在楼外准时按铃。
都说牛津大学的天才，是在教授的烟斗下熏出来的。
对于钱穆的学生而言，在先生家里听他唠嗑，听他讲述历史的时光，就是构建知识体系，锤炼人文精神的独家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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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台北市政府以莫须有的名义，要求钱穆搬离素书楼，并将其改为纪念馆。
搬家的当天，学生辛意云特意前来探望。
当辛意云大步流星地走上书房时，钱穆却乐得像个小孩子一样：
听了先生这番话，辛意云颇为惊讶。
当钱穆问起素书楼的未来时，辛意云告诉老师：
钱穆听了，哈哈大笑：
一边说着，钱穆一边步履蹒跚地走出了这栋楼。
时至今日，曾经的学生辛意云，如今已经是台北艺术大学的荣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