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唐帝陵及陪葬陵大唐起于618年，终于907年，历时289年，中间共有21位皇帝。其中除去昭宗李晔的和陵与哀帝李祝的温陵分别葬在河南偃师和山东菏泽外，其余19位皇帝18座陵墓都分布在陕西关中。可能有细心的读者要发问了，为什么19位皇帝只有18座陵墓呢？其实很简单，武则天是和高宗合葬的，所以少了一座。唐高祖的献陵有二十余座陪葬陵，具体有多少，《长安志》说是23座，但《唐会要》说是25座。唐太宗的昭陵据《新唐书》记载有74座陪葬陵，据《唐会要》记载有155座陪葬陵。其他的不多赘述，这么多陪葬陵，葬的都是谁呢？或者说，陪葬陵到底是什么制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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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陪葬和殉葬不同，殉葬是以活人为祀品，随墓主一同入葬。而陪葬不同，陪葬是指在墓主已经下葬后，将一些人葬在墓主身边，这就叫陪葬。至于帝陵的陪葬者是谁，陪葬制度脱胎于宗法制下的家族葬制，所以大部分是皇帝的亲人，是皇族。但西汉之后，开始允许那些具有突出贡献的大臣将军们和皇族一起为皇帝陪葬，是一种无上荣耀。譬如说李世民的陪葬陵，除去公主驸马贵妃之外，还有很多熟悉的名字，包括唐俭、魏征、宇文士及、李靖、牛进达等等。陪葬陵有许许多多的讲究，关于石刻、关于坟堆的高度、关于陪葬品、关于下葬的位置，都有一套完整的标准，只是内容太多，就不多做叙述了。在唐帝陵的陪葬陵的发展历程中，有一件事非常引人注目，高祖的陪葬陵约为30座，太宗的陪葬陵约为160座，然而到了高宗，其陪葬陵仅有约15座，甚至高宗之后，有很多帝陵没有陪葬陵，或者仅有1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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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陪葬制为什么一夜之间突然锐减，是毫无疑问的考古重点，只是目前为止，学界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目前来说，学界共有三种主要的看法一是任士英先生的“社会风尚转变说”，唐代帝陵陪葬墓的盛衰与社会风气有关，由于前期的社会风气尚武，而后期的社会崇文，所以“由于朝廷已改变了对军功的尊崇政策，那么主要以优宠军功为初衷的陪葬之制也就徒有其名，对功臣生荣死哀的殊荣也就难以依然如故了。”（引自《唐帝陵陪葬墓盛衰原因试探》）二是姜宝莲女士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说”和“神道石刻替代说”。她认为乾陵后陪葬制度迅速衰落，其原因有二，“一是唐中宗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剧，对陪葬制度起到了破坏作用;二是从乾陵开始,陵园的形制模式基本上已确定、神道两旁排列有序、组合规整的神道石刻，代替了陪葬墓对陵区的装饰作用及地位等级。”（引自《试论唐代帝陵的陪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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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以沈睿文先生的“家族葬转变说”。他观点认为“(帝陵陪葬墓)从盛唐以前以功臣密戚为主渐次成为功臣与皇族对等，盛唐以后已全为皇族陪葬。乾陵陪葬墓地正好处于上述两种格局发生变化的转型期，反映了社会政治变革对陪葬墓地的影响而出现的新格局，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社会族姓专制的性质。”（引自《桥陵陪葬墓地研究》）类似的观念还有姜捷先生“如果说昭陵陪葬墓代表了前期唐陵以功臣密戚陪葬的特点，那么乾陵陪葬墓中，功臣与皇族成员几乎对等，而定陵则完成了家族式聚族而葬的转折。”（引自《关于定陵陵制的几个新因素》）目前这三种说法都各自有可取之处和不足之处，尚无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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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毫无疑问，墓葬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围绕着丧葬仪礼所形成的各种规定和种种仪式风俗，始终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甚至可以说，墓葬制度其实是社会内在精神秩序的反映与缩影。这也是我们研究丧葬习俗的意义所在。文：未定君参考资料：【1】《唐代帝陵陪葬墓盛衰原因新探》 英卫峰【2】《试论唐代帝陵的陪葬墓》姜宝莲【3】《桥陵陪葬墓地研究》沈睿文【4】《关于定陵陵制的几个新因素》姜捷【5】《唐帝陵陪葬墓盛衰原因试探》任士英文字由历史大学堂团队创作，配图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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