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冀青：胡适与《敦煌录》( 五 ) 天泽

1926年胡适赴英国开会并游离欧洲时，已经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英国庚款委员会的3名中国委员之一，还被冠以“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光环，在英国和欧洲各学术教育机构讲演。胡适在伦敦逗留期间，多次赴大英博物院拜访翟理斯，在翟理斯的帮助下研究敦煌禅宗文献和文学典籍，拍摄英藏敦煌文献的照片，还在剑桥大学拜访过翟理斯的父亲老翟理斯。那么，翟理斯当时是否知道，眼前这位杰出的中国学者胡适（Hu Shih），就是12年前毫不留情地与他在《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上笔战的Suh Hu。在胡适1926年的日记中，没有关于他和翟理斯曾回忆往事的任何记录，也没有关于《敦煌录》的任何记录。根据胡适日记，他当年在大英博物院翻检英藏敦煌文献全部目录5000号，并通过翟理斯阅览敦煌文献97件，但阅览的文献中并不包括《敦煌录》。我们推测，胡适在和翟理斯打交道之初，出于礼貌，可能会有意识地淡化他们之间曾讨论过《敦煌录》的事情。但是，翟理斯最终肯定会知道Suh Hu即Hu Shih，只是在胡适日记中没有记录细节。
注释：
（1）刘再聪、陈正桃《胡适与敦煌学》，《敦煌学辑刊》，1996年第1期，第57页。
（2）熊文华《英国汉学史》，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8月，第114页。
（3）Lionel Giles， ‘Tun Huang Lu：Notes on the District of Tun-huang’，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r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以下简称为JRAS），July，1914，pp. 703-728.
（4）Lionel Giles,，‘Tun Huang Lu：Notes on the District of Tun-huang’， JRAS， July，1914， pp. 703-704.
（5）Lionel Giles， The Sayings of Confucius， The Wisdom of the East,，London：John Murray，1907；E. P. Duton，1910.
（6）胡适1913年11月17日日记（“《论语》译本”），胡适《胡适留学日记》，《藏晖室札记》卷三，十六，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11月，第1册，第151页。
（7）胡适1914年8月2日日记（“解儿司误读文”），胡适《胡适留学日记》，藏晖室札记卷五，三五，第2册，第323页。
（8）Suh Hu, 'Notes on Dr. Lionel Giles' Article on ''Tun Huang'''， JRAS， January，1915，pp. 35-39.
（9）Suh Hu, 'Notes on Dr. Lionel Giles' Article on ''Tun Huang'''， JRAS， January，1915，p. 35.
（10）Suh Hu, 'Notes on Dr. Lionel Giles' Article on ''Tun Huang'''， JRAS， January，1915，p. 35.
（11）Lionel Giles, ''The Tun Huang Lu Re-Translated', JRAS, January 1915, pp. 41-47
（12）Lionel Giles, 'The Tun Huang Lu Re-Translated' JRAS. January 1915. p. 41.
（13）原文如此，Leonel Giles Lionel Giles之误。
（14）胡适1915年2月11日日记（“西方学者勇于改过”，胡适《胡适留学日》，藏晖室札卷八，二六第2册，第549页。
（15）该信头见1926年6月21日苏慧廉致斯坦因信，原件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313号，第60张。
（16）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北京大出版社，1998年11月，第4册，卷首照片。
本文为王冀青先生2010年4月9日于“百年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发表于《浙江省敦煌学研究会会议论文集》，pp.323-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