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冀青：胡适与《敦煌录》( 四 ) 天泽

翟理斯的《〈敦煌录〉重译》一文，除了前言外，只有英译部分，而省略掉了录文和照片。翟理斯在译文中，通过注释的方法，对有关问题加以讨论。
《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1915年第1期上发表了胡适的文章和翟理斯的《敦煌录》重译本后，休斯很快就给胡适寄送了该期杂志以及几份胡文抽印本。胡适于1915年2月11日收到休斯寄来的邮件之后，得意之余，对翟理斯勇于改正错误的做法也大加赞赏。胡适1915年2月11日日记（“西方学者勇于改过”）中记载道：
去年八月二日，余读英人Leonel Giles（13）所译《燉煌录》，为摘其误，作一校勘记寄之，至今数月，未得一字之答复。今日英国邮来，乃得英国国家亚洲学会（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书记寄赠所刊余所作文单行本若干份，译者已自认其误，另译《燉煌录》一本，亦刊于《亚洲学会杂志》内(（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Jan. 1915），则西人勇于改过，不肯饰非，亦足取也。（参看卷五第三五则）（14）
胡适在记录了1915年2月11日日记后，再也没有提及他于1915年1月在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上发表的《论莱昂纳尔·翟理斯博士关于〈敦煌录〉的文章》一文，也没有将该文收入自编的任何文集中。
四
胡适与翟理斯在《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上论《敦煌录》之后，胡适于1915年9月离开绮色佳的康奈尔大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跟随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年）研究哲学。1917年，胡适离美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教授。而翟理斯依然整理英藏敦煌文献，并在伯希和放弃为斯坦因所获敦煌汉文写本编目的工作之后，于1919年正式接手为英藏斯坦因所获敦煌汉文写本编目的任务。
胡适自1915年后不再提及他与翟理斯讨论《敦煌录》之事，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1）胡适只将这篇文章当作是“为摘其谬误”的“校勘记”，而不认为该文是一篇学术论文，逐渐将其淡忘；（2）该文是胡适年少气盛时的乘兴之作，文中批评翟理斯的言辞过激，而胡适与翟理斯从1926年首次见面后关系一直很好，不想再以此文章的存在刺痛翟理斯的伤疤。
尽管胡适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胡适研究者们一直全力网罗胡适著作，迄今已编成各种胡适文集，但惟独遗漏了胡适于1915年1月在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上发表的《论莱昂纳尔·翟理斯博士关于(敦煌录)的文章》一文。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1）胡本人除了在1914年8月2日日记和1915年2月11日日记中提及此事外，事后再未提起这篇文章；（2）在中国很难看到20世纪上半叶的《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各期；（3）胡适在该文标题下署名Suh Hu，此外没有任何关于作者国籍、年龄、机构、职务之类的介绍，一般研究者很难将作者Suh Hu与“胡适”一名联系起来。
胡适于1910年赴北京报考第二批留美官费生之际，正式使用中文名字“胡适”，并采用Suh Hu作为英文名字。胡适于1910-1917年在美国期间，于1917-1926年在北京大学任职期间，一直使用Suh Hu这个英文名字。1925年，英国外交部在未与胡适本人商量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胡适为英国退还庚子赔款基金咨询委员会（简称“英国庚款委会”）的3名中国委员之一，将胡适的英文名字音译为Hu Shih。1926年上半年，英国庚款委会代表团在中国考察，该代表团的7名成中包括胡适等3名中国委员，代表团专用信纸英、中文信头“British China Indemnity Delegation（英国庚款委员会代表团）”下，用英文印着代表团成员名单，其中胡适的名字为“文学学士、哲学博士胡教授（Professor Hu Shih，B. A., Ph. D.)”。（15）随后，胡适于1926年下半年赴英国参加英国庚款委会会议。可以说，以参加英国庚款委员会的活动为契机，胡适废弃了Suh Hu一名，开始使用更准确的Hu Shih一名。对于一般的西方人来说，如果不了解内情的话，是很难将Suh Hu和Hu Shih视为同一人。所以，胡适1927年从英国到美国后，给其女友伊迪丝·克利福德·韦莲司（Edith Clifford Williams，1995-1971年）的母亲韦莲司夫人（Mrs. H. S. Williams）赠送的照片上书写道：“胡适（Hu Shih，即以前的Suh Hu）,1927年1月慑于纽约市。献给亨·斯·韦莲司夫人，1927年3月6日于纽约州依萨卡。”（16）因为胡适留学美国期间结识韦莲司一家时，其名字是Suh Hu，阔别10年后名字竟变成Hu Shih，确有解释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