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节选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鲁迅，一代文豪，不需要多介绍。胡适，现代文化史上开创性的人物，白话文运动的先锋。世人都知这两人不和，事实情况又是如何呢？这两人的关系，共经历过三个时期：蜜月期；分歧期；决裂期。蜜月期：五四运动时期。“五四运动”时期，鲁迅与胡适曾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何为“五四运动”？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的、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和爱国，鲁迅和胡适是一样的、是亲密的战友。有多亲密？在“五四运动”事情，这两位经常性的互动。胡适是“文学革命”的急先锋；鲁迅则是“文学革命”的主将。胡适也写过白话小说，比如《差不多先生》等；也出版过白话诗，比如《尝试集》。但比起鲁迅的白话小说，差之甚远——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等，偏偏都是经典。对此，胡适有正确的认识，并给予鲁迅高度的评价，称鲁迅为“白话文学运动健将”。在文人相轻的大格局下，胡适能出此言，可见其对鲁迅是从内心深处佩服的。1922年，胡适在一篇名叫《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文中写道：“这一年多的《小说月报》，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对于鲁迅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随感录》等杂文，胡适也非常欣赏。鲁迅对胡适也是呼应良多、支持良多，把胡适当作自己人。比如胡适发表《贞操问题》一文，批判封建贞操观。鲁迅紧跟其后发表《我之节烈观》，观点几乎与胡适一致。再比如胡适发表白话诗《我的儿子》，以反对愚孝。鲁迅随之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鞭挞封建孝道，同样是为了支持胡适。除了在文章上，公开互相呼应，两人还偶尔一起吃饭、经常通信、赠书等。胡适考证《西游记》时，曾委托鲁迅帮忙寻找相关材料。胡适考证《三国演义》时，“曾参用周先生的《小说史讲义》稿本”。鲁迅在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时，也引用过胡适的考证材料，并多次征求胡适意见。鲁迅和胡适这一时期的关系，也许算不上亲密的朋友，但至少是朋友。分歧期：大革命运动时期。主要是个人性格上的分歧，造成对文学、社会、政治、国家、民族看法的分歧。胡适生性温良恭俭让，常常自诩为谦谦君子。虽然首倡“文学革命”，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表明了胡适的态度： 是“改良”和“刍议”，而不是“革命”。胡适曾在信中说过：“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说明其性格和追求上的温和一面。鲁迅就不痛了，性格刚烈，眼里容不得沙子。鲁迅认为：“矫枉不忌过正；只要能打倒敌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胡适对此不以为然，视之为“轻薄”之举，甚至不值一辩。胡适向青年们大开“国学书目”，要求中学国文课要拿出四分之三的时间去读古文。鲁迅对此持反对意见，直言不讳的说：“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此时，分歧已非常明显。决裂期：大革命运动之后。主要是对待政治态度的截然不同，最终走向分裂。胡适尝试通过上层政治改革实现社会的进步，于是当了国民政府的“诤友”。鲁迅对当局表现出敌对和完全不合作的态度，于是经常被国名政府“通缉”。早在1922年，胡适等人便提出“好政府”的政治目标。到了1930年，胡适又利用新月社的《新月》杂志，掀起人权讨论热潮，批评国民党政府不重视人权。《新月》杂志因此被国民政府查封关闭。不甘心的胡适又创办《独立评论》：“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便是独立精神。”可见胡适并不是政府的走狗，有其独立的人格。但其政治路线则是非常温和。鲁迅从一开始就加入了民权保障同盟——这个由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创办的“左派组织”，并任上海分会执行委员。不久，北平也成立了分会，胡适被推举为北平分会主席。鲁迅和胡适的彻底的分裂，终于开始了：1933年，胡适收到一封宋庆龄代表同盟写的《北平军分会反省院政治犯控诉书》。控诉书控诉反省院严刑拷打等暴行，要求“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但胡适刚刚应邀视察过该监狱，认为监狱虽有些小问题，但不失为“文明监狱”。所以，胡适认为该控诉书“纯系捏造”，并在《独立评论》上公开发文称： “把民权保障的问题完全看作政治问题，而不肯看作法律问题，这是错的”，并反对要求释放所有的政治犯，认为“一个政府为了保卫它自己，应该允许它有权去对付那些威胁它本身生存的行为”。宋庆龄、蔡元培等人，要求胡适更正其说法，以尊重同盟会。胡适完全不予理睬宋、蔡等人的要求。不久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开会，将胡适开除出盟。鲁迅参加了本次会议，并坚决支持开除胡适。自此开始，鲁迅与胡适彻底断绝联系，并毫不留情的对胡适展开了抨击。鲁迅曾写道：“须多谈胡适之流，但上面应加‘我的朋友’四字，但仍须讥笑他几句。”鲁迅曾说过：“胡适有考证癖，时有善言，但对于《西游记》，却考证不出什么。”在与新月派的论战中，鲁迅嘲笑胡适 “挥泪以维持治安”。“九一八事变”后，胡适不希望中日之战爆发，并于1933年对新闻采访人员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话，让嫉恶如仇的鲁迅先生大加臭骂，在《出卖灵魂的秘诀》一文中称： “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骂的相当痛快和彻底。不管鲁迅是讥嘲也好、批判也好，胡适倒是从不接招，只以沉默相对。在1929年，胡适给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写过一封长信，非常客气的表示对鲁迅兄弟俩的敬意，最后深情的写道：“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可见，胡适好像不愿与鲁迅为敌，只是言语中有些无奈。1936年，鲁迅逝世。女作家苏雪林写信给胡适，信中大骂鲁迅。对于苏雪林的谩骂，胡适不以为然，回道：“凡论一人，总须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鲁迅逝世后，众人想出版《鲁迅全集》，结果遇到难处。鲁迅的好友许寿裳，曾托人向胡适求助。胡适痛快的答应了此事，不但挂名“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委员，还两次致信给商务印书馆，最终促成了此事。可见，鲁迅和胡适、胡适和鲁迅，也曾相亲相近、也曾相杀相骂。所谓文人相轻，有之；文人相敬，亦有之。百家争鸣、百家齐放，总是好的。本文由后知后觉吴原创，欢迎关注。【鲁迅和胡适——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