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冀青:胡适与《敦煌录》( 三 )


胡适所说的“解儿司”,即翟理斯。此时的胡适,年龄尚不满23岁,身份是刚从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的本科生,而翟理斯已经是年近40岁的英国著名汉学家。胡适在日记中对翟理斯冷嘲热讽,也表明胡适恃才高傲的性格。胡适此时对翟理斯当然并不太了解,他认为翟理斯是“彼邦号称汉学名宿者”,大概是因为翟理斯家族在英国汉学界的显著地位,也因为他前一年刚看过翟理斯译的《论语》。
胡适为《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撰写的纠误文章,题为《论莱昂纳尔·翟理斯博士关于〈敦煌录〉的文章》(Notes on Dr. Lionel Giles' Article on Tun Huang Lu)。胡适写完这篇文章后,从美国投寄到位于英国伦敦西区阿尔伯马尔大街22号(22,Albemarle Street,London,W.)的皇家亚细亚学会。当时皇家亚细亚学会主持日常工作的人是该学会的干事夏洛特·休斯小姐(Miss Charlotte Hughes),她又身兼皇家亚细亚学会图书馆馆长和《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主编等职。休斯收到胡适的文章后,首先征求了翟理斯的意见。翟理斯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同意发表胡适的文章,同时又对《敦煌录》重新进行了翻译。数月之后,在1915年1月出版的《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1915年卷第1期上,胡适的纠误文章《论莱昂纳尔·翟理斯博士关于<敦煌录> 的文章》和翟理斯的《<敦煌录>重译》同时发表。

胡适发表在《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1915年卷第1期上的《论莱昂纳尔·翟理斯博士关于〈敦煌录〉的文章》一文(8),全文共5页(第35-39)。胡适在该文前言中说:
为了清晰的缘故,我要在4个单独的标题之下,组织我的讨论。4个标题是:(一)断句标点错误;(二)对汉文原文的误读;(三)原文本的讹误;(四)其他方面的讨论。(9)
“(一)断句标点错误”是胡适文章的重点,占了全文5页中的3页半。胡适在该标题之下,进入正式讨论之前,写了一段很不客气的话:
在我看来,翟理斯博士在为汉文写本进行断句标点这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困难。正如他在他自己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第704页),断句标点在几乎所有汉文写本中都是被省略掉的,而让一位外国读者提供断句标点自然而然是不容易的事情。我对以下段落提出我的意见。(10)
该文在4个大标题下,涉及12个小问题:“(一)断句标点错误”下包含5个问题;标题“(二)对汉文原文的误读”下包括3个问题;标题“(三)原文本身的讹误”包括2个问题;标题“(四)其他方面的讨论”包括2个问题。
胡适在《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1915年卷第1期上表的《论莱昂纳尔·翟理斯博士关于<敦煌录>的文章》一文,不仅仅是胡适的第一篇“敦煌学”论文,也是胡适的第一篇纯学术论文,而且刊登在当时世界顶尖级术刊物上。在此之前,胡适只是在中学的内部校报、美国的一些报纸上发表一些时评类文章。虽然胡适写这篇文章是出于偶然的机会,主要目的是纠正翟理斯文中的错误,但这篇文章也开启了胡适对敦煌文献的兴趣,使胡适闯入了“敦煌学”的殿堂。
自1914年7月翟理斯发表《敦煌录》初译本之后,除了胡适之外,许多汉学家对于翟理斯的译文提出了批评与建议。除了伯希和、老翟理斯之外,还有英国汉学家爱德华·哈珀·帕克(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1849-1926年)、埃德蒙德·特列尼·拜克豪斯(巴克斯,Emund Trelawny Backhouse,1873-1944年)等。
翟理斯看到胡适的纠误文后,采纳了胡适的大部分意见,同时也参考了其他英国学者的意见,决定重译《敦煌录》。在1915年1月出版的《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1915年卷第1期上,紧接在胡适的纠误文章《论莱昂纳尔·翟理斯博士关于〈敦煌录〉的文章》之后,发表了翟理斯的《(敦煌录〉重译》一文(第41-47页)(11),这是翟理斯的第二篇“敦煌学”论文。翟理斯在该文的前言中说:
我非常感谢胡适先生,因为他如此仔细地阅读了我的文章,并指出了一些毋庸置疑的错误。可惜的是,还有一些错误逃过了他的眼睛。不过,我的父亲赫尔伯特·阿·翟理斯教授( Professor Herbert. Giles)和其他一些学者已经提醒我注意那些错误,我对他们也要表衷心的感谢。根据这些勘误,似乎有必要对整个写本原文的翻译进行修正,现将修订后的译文发表于此。(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