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冀青：胡适与《敦煌录》( 二 ) 天泽

翟理斯说《敦煌录》全文893字，应该没有将卷末“敦煌录一本”这5个字包括在内。
翟理斯《<敦煌录>：关于敦煌地区的记录》一文，全文30页，其中正文26页（第703-728页）,照片图版4页。正文中，英译和考释占22页，汉文释文占4 页。在前言（第703-704页）之后，按照当时欧美东方学界刊布东方写本的习惯做法，先后分（1）英译、（2）考释、（3）释文、（4）刊照片等步骤，将将、《敦煌录》全部刊布出来。英译部分是翟理斯文章的主体，考释部分穿插于英译本的各相关段落之间，这两部分（第704-724）占去正文释文部分是翟理斯英译的基础，照片部分26 页。
二
翟理斯出生于英国的传统汉学世家，在理解和英译传世古代汉文文献方面受过严格的训练，在翻译《论语》等传世典籍时得心应手。但是，在应对近代敦煌、新疆等地出土的古代汉文文献时，实在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因此，在翟理斯公布的《敦煌录》释文、句读、英译、考释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错误。客观地讲，翟理斯研究《敦煌录》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除了有几处地方存在着断句、释文方面的错误并进而影响到其英译本的确性外，其释文和英译本总体上说是比较准的。
翟理斯所犯的错误，对于一般古文基础稍好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一眼就能看出来。于是，当刊载着翟理斯文章的《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1914年7月号从英国发行到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时，正在康奈尔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胡适，很快就抓住了翟理斯的把柄。
胡适于1891年12月17日出生于上海，于1895年4岁时在家乡绩溪县入塾读书，1904年13岁时到上海求学，先入梅溪学堂，1905年转学至澄衷学堂。1906年，胡适考入上海的中国公学。1910年，胡适北上北京，考取第二批留美官费生。1910年8月16日，胡适等在上海登轮赴美留学，于1910年9月到达美国纽约州依萨卡（绮色佳，Ithaca），入康奈尔大学留学。胡适最早学习农科，1912年初弃农学文，主修哲学。
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留学期间，虽然在专业和兴趣上都与敦煌风马牛不相及，但他不得不关注欧美汉学家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其中包括翟理斯的译著。翟理斯英译的《论语》，作为《东方智慧丛书》之一，于1907年由英国伦敦的约翰·穆莱出版社出版，1910年又由英国杜顿（E. P. Duton）出版社再版（5）。胡适1913年11月17日日记（“《论语》译本”）中记载道：“E.P.Duton书局有新译《论语》一部（1910），译者Lionel Giles（莱昂纳尔·翟理斯），为《东方智慧丛书》（The Wisdom of the East）之一。”（6）
1914年2月，胡适从康奈大学毕业，得文学士学位，6月17日参加了康奈尔大学的毕业典礼。此后几个月时间，胡适闲来无事，译书读书，浏览西方各国的汉学杂志，于1914年8月2日无意间看到《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上发表的翟理斯《<敦煌录>：关于敦煌地区的记录》一文。
当时的胡适，可能对中亚考古以及敦煌文献之类的事情所知甚少，但他深厚的国学底蕴使他很快就看翟理斯对《敦煌录》的断句、英译存在不少错误。胡适在核对翟理斯刊布的照片、释文和英译后，对翟理斯的部分释文、断句和英译甚感不满。于是，年少气盛的胡适很快动笔撰文，根据杂志上刊布的照片，为翟理斯的释文和句读纠谬。胡适在1914年8月2日日记（“解儿司误读汉文”）中记载道：
偶读《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报》(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14，Part III，pp. 703-729），见彼邦所谓汉学名宿Lionel Giles者所作《燉煌录译释》一文，附原稿影本十四页。《燉煌录》者，数年前燉煌石室发见古物之一也，所记燉煌地理古迹，颇多附会妄诞之言，抄笔尤俗陋，然字迹固极易辨认也。不意此君（解儿司）所释译，乃讹谬无数。其最可笑者，如“古号鸣沙神沙。而祠焉近。南有甘泉。”又如“父母虽苦生离儿女，为神所录。欢然携手。而没神龙中。刺史张孝嵩下车。”盖以“神龙”为神龙之渊，而不知其为中宗年号也。以上句绝皆照解氏本。又如“郡城西北一里有寺古木。阴森中有小堡。”译“有寺古木''曰：“there is monastery and clump of old trees”，岂非大可笑乎？其尤荒谬者，原稿有“纯”字，屯旁作“长”，解氏注曰：“纯字似有阙笔，盖为宪宗讳故也；又有“祝”字，为昭宣帝讳，而无阙笔；故知此稿成于宪宗昭宣之间也”。其实纯字并无阙笔，且稿中阙笔之字多，如“昌”作“吕”，“害”作“宫”，“烏”作“乌”，盖录手不学不识字之过耳。类此之处尚多。彼邦号称汉学名宿者尚尔尔，真可浩叹！余摭拾诸误，为作文正之，以寄此报。（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