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纳|那些守护敦煌的孤勇者：张大千功过难辨，常书鸿甘之如饴( 六 )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在莫高窟的考察活动断断续续维持了一年半，除临摹壁画外，还包含摄影、测绘等工作。1943年1月，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在重庆举办第一次敦煌艺术展览，场面火爆。据《大公报》报道，“观众自早至晚，拥挤异常，尤以六朝绘画陈列室内观者对我国古代艺术作风气魄之伟大无不惊奇”。
而还在敦煌的张大千，则在不久后收到了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逐客令”式的急电，遂在1943年5月初离开了敦煌莫高窟。
一年后，张大千也在重庆举办了临摹敦煌壁画展。学界还在持续发酵的争议并没有影响到人们对著名画家和敦煌艺术的追捧，“敦煌”成了一时社会热点。画展票价虽然高达50元法币，但售票处常排长龙，有时竟长达一里多。敦煌学巨擘、国学大师陈寅恪在重庆看过画展后说：“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吾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独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
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是与非，功与过，任凭世人评说，无可否认的一点是，正是这位传奇画家的敦煌之行，促使敦煌成为显学，让敦煌艺术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和认知。
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长段文杰，当时还在国立艺专求学，第一天去看画展就没买到票，第二天专门起了个早跑去买票才得以看成。“有人说我是看了那次画展后才被吸引到敦煌来的，事情的确是这样。”段文杰后来回忆道。
“无期徒刑”

文章插图
常书鸿、李承仙夫妇的壁画临摹作品。
张大千接到“逐客令”、准备离开敦煌前夕，一支6个人组成的小队伍风尘仆仆的来到了莫高窟。这一行人，就是还在筹办中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全部工作人员了。为首者，是第一任研究所所长常书鸿。
常书鸿1904年出生于浙江，自幼习画，1927年赴法国留学十年，研习油画，成了塞纳河畔崭露头角的年轻画家。正是在法国期间，常书鸿偶然在旧书摊上看到一部伯希和编著的《敦煌石窟图录》画册，才始知祖国古代艺术成就辉煌如斯。常书鸿自述从此与敦煌结缘，“心向往之”，这也是促成他1936年回国的原因之一。
日本侵华，国难当头，常书鸿辗转多地，直到5年后，他的人生才真正和敦煌牢牢结合在一起。
1941年年底，于右任考察西北后返回重庆，马上向国民政府呈交正式提案：“似此东方民族之文艺渊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存，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销，非特为考古家暨博物家所叹息，实是民族最大之损失。因此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招容大学艺术学生，就地研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费用不多，成功特大。”
身为国民党元老和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提案很有分量，很快得到通过。国民政府教育部因当时教育机制等原因，未设立学院，改为敦煌艺术研究所。同样是因为于右任的影响力，他的下属、陕甘宁监察使高一涵被任命为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实际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则必须找个专家。在众多文化名人的推荐下，当时的教育部文化委员会委员常书鸿接过了这个使命。
常书鸿只身从重庆飞往兰州，走马上任。教育部拨发的经费极其有限，筹备款仅有5万元。在兰州，常书鸿只为敦煌艺术研究所招揽到5名工作人员——甚至还没有筹备委员会的人数多。这一行六人，带着采购的物资，搭上一辆大卡车从兰州到安西。这之后就是茫茫戈壁，他们又换乘骆驼，走了将近一个月。待到抵达敦煌时，六个文质彬彬的文化人，已经变成了身披老羊皮袄、头戴毡帽、满面风霜的西北汉子模样。
张大千在莫高窟的最后两个月，和常书鸿多有往来，对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前期工作提供了不少帮助。见常书鸿等人经费紧张，每日仅以咸菜干馍充饥，张大千还时常请他们到自己的住处吃饭。常书鸿记得在张大千的家宴上甚至吃到过熊掌、鹿肉等山珍海味。
1943年5月，张大千一行离开莫高窟，常书鸿送出很远。临别，张大千半开玩笑半怀同情地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这是一个无期徒刑呀！”他还故作神秘地留给常书鸿一封“藏宝图”，要等他走后再拆开。
等常书鸿打开一看，竟是一幅张大千手绘的蘑菇地图，是他偶然在附近树林中发现了一处蘑菇生长地。蘑菇地图上，张大千还细心标注了何时可以采摘、每次可以采摘的数量。在蔬菜极度匮乏的莫高窟，这的确是幅“藏宝图”。常书鸿很受感动，后来还写了首诗：人说敦煌苦，孤灯夜读草蘑菇。人间乐，西出阳关故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