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纳|那些守护敦煌的孤勇者：张大千功过难辨，常书鸿甘之如饴( 七 )

常书鸿带领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先期工作人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居然还要时常面临经费断供的困境。除了教育部给的筹备款，1943年一年间居然没有再拨付经费。几经函电查询，得到了一个荒唐的回答：查无“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只有“国立东方艺术研究所”，因无地址，无从汇款。
不过，随着常书鸿一行人的到来，敦煌终于开始得到有意识、有组织、有计划的保护。
他们一到敦煌，就在莫高窟九层楼北侧张贴了一张告示。大意是：莫高窟已收归国有，是国家重要的文化古迹，要加强保护，不得破坏。从此宣告莫高窟有了保护机构。
1944年1月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这标志着敦煌石窟结束了约400年无人管理、任凭损毁、破坏和偷盗的历史，翻开了保护、研究和弘扬的历史新篇章。”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敦煌的女儿”樊锦诗说。
常书鸿带着首批“莫高人”，干劲儿十足。尤其是针对莫高窟长期无人管理的混乱状态，敦煌艺术研究所清理洞窟积沙、种植防沙林带、安装部分窟门、修建防护墙……使石窟面貌得到初步改观。同时，有计划地对洞窟进行调查、考证和临摹，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短短一年，便临摹复制壁画上百件，整理编辑出版《敦煌石室画像题识》。
然而，国民政府忽然又对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做了一个荒唐的决定：1945年7月，因政局不稳，财力紧张，教育部宣布解散刚满周岁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将莫高窟划归甘肃省管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残酷消息，常书鸿措手不及。
虽然常书鸿宽慰大家：“我们的工作本来就是全凭自己的力量干起来的，研究所的撤销或不撤销，实际意义不大”，但没有国家拨款，这些人的生存都成问题。几个月后，抗战胜利，欢腾的中国有太多更好的去处，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专业人才和工作人员各奔前程，流失殆尽，只剩下两名工人，其中还有一个是张大千聘请、留给常书鸿的敦煌人窦占彪。
常书鸿几乎成了“光杆司令”。此时，他也接到了北平艺专发来的聘书，但他还是选择了敦煌。他留下窦占彪两人看护莫高窟，自己带着女儿常沙娜和敦煌画作，奔赴重庆。一方面办画展筹资、造势，一方面与傅斯年、徐悲鸿、向达、陈寅恪、梁思成等学者四处呼吁。
苦心人，天不负。1946年，敦煌艺术研究所得以恢复，划归中央研究院。段文杰、郭世清、李承仙、欧阳琳、孙儒僩、史苇湘等二十多位年轻画家追随而来，后来成就了多位杰出敦煌学者和著名画家。1948年8月28日，他们在南京举办大型《敦煌艺展》，展出作品500幅，引起轰动。而敦煌艺术研究所此时已经完成了八百余幅壁画的临摹。
殊不知，对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不上心的国民政府，在行将就木之时却惦记上了这些敦煌画作。
敦煌学归来

文章插图
20世纪40年代常书鸿在莫高窟临摹
《敦煌艺展》之后，常书鸿带着展出的画作到了上海，准备选择其中较好的作品彩印出版。书还没付印，对敦煌艺术研究所态度反复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却来“摘桃子”了。
1948年年底，一位司长拿着教育部长的“手谕”，要求常书鸿把全部敦煌摹本从速运往台湾展出。
彼时，国民党政府在大陆败局已定，开始忙着“跑路”。南迁的故宫文物就在这前后迁往了台湾。敦煌壁画不是器物，他们搬不走，于是就打算把敦煌艺术研究所这套最全的摹本裹挟走。
常书鸿以画册正在制版为由搪塞，答应制版完成马上送去。幸好那位司长已无心恋战，交代几句就着急忙慌地搭飞机去广州了。
常书鸿却不敢大意，当晚就收拾全部摹本躲了起来。不久后终于搞到一张飞兰州的机票，他马不停蹄地跑回了敦煌。这才把敦煌壁画的摹本留了下来。
时间到了1949年，解放军西北野战军风卷残云，红旗插上了一座座饱经历史风云的古城重镇。孤悬大漠中的莫高窟，并没有经历解放战争的战火，敦煌县城在9月28日和平解放。第二天，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保护敦煌千佛洞”的命令传到了莫高窟。
1950年8月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继任所长。敦煌文物研究所不再前缀所谓的“国立”二字，却是实打实的文化部直属单位，敦煌也迎来了国家政府实打实的关注和保护。
文化部确定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方针任务——保护与弘扬，并拨给吉普车一辆，购置了发电机，千年莫高窟第一次安装了电灯，敦煌文物事业迈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