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纳|那些守护敦煌的孤勇者：张大千功过难辨，常书鸿甘之如饴( 四 )

在敦煌初期，张大千最重要的工作是为三百多个洞窟编号。
时至今日，人们在莫高窟还可以看到，大多数洞窟都有三个不同的编号，其中居中的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编号，C是张大千编号，P是伯希和编号。
伯希和编号只为配合其考察拍摄所需，保护和研究意义不大。
张大千以祁连山的水流方向，从南到北、由低向高、再由北向南、由下至上往复进行，若“之”字形，共编309号，科学明了。196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对所有洞窟进行了统一编号，基本沿用了张大千的编号，只是将其中附于大窟的小窟、耳洞单独编号，并将一些洞窟的顺序重新编排，共计492窟，一直沿用至今。
初到敦煌的时候，张大千临摹壁画的工作一度遇到很多困难。他曾回忆说：“以工具来说，纸绢没有数丈大的，全靠番僧拼缝。拼缝完毕，钉在木框上，涂抹胶粉三次，再用大石磨七次，画布光滑才能下笔。”
张大千口中的“番僧”，是他以每人每月五十个银元高价，从青海塔尔寺聘来的五位喇嘛画师。他们本就擅长宗教壁画，不但会缝制画布，最关键的是能够调制敦煌壁画一样的颜料。
张大千带到敦煌的颜料，多是近现代工艺，那些朱红、靛青、石青、石绿，看起来够鲜艳，但画上去，便显得灰暗，和壁画的富丽绚烂色调不能比。而喇嘛画师却掌握着古代矿物颜料的配方。比如用料最多的青金石，是从阿富汗或巴基斯坦进口而来。据张大千回忆，临摹敦煌壁画，光是颜料就以“千百斤计”。
敦煌洞窟大多数的光线都不够。张大千要一手拿蜡烛，一手拿画笔，还得因地制宜，有时站在梯上，有时蹲着，还有时躺卧在地上。虽然是冬天，勾画不久，都要出汗喘气，头昏目眩，这样辛勤的作画，多数日子是清晨就进洞工作，黄昏才出来，有时候还要开夜工。
地处荒漠中的莫高窟，环境十分恶劣，缺水无菜，饮用水要到几公里外的地方去拉，取暖做饭用柴也要由20余峰骆驼从200里外运来。特别是缺少新鲜蔬菜，对讲究美食的张大千来说，可算是吃尽苦头。
不过，相对于其他的考察者、朝圣者，已是著名画家、家境阔绰的张大千在敦煌的生活要优渥得多。据说张大千为临摹敦煌壁画花去了5000两黄金。
一行十余人不算多，却开了汉、回、藏三个灶，各依习惯而食。在张大千的敦煌的食单中，能够看到不少名贵菜肴：白煮羊肉、蜜汁火腿、榆钱炒蛋、鲍鱼炖鸡、嫩苜蓿炒鸡片……肉类多购自当地，当然价钱不菲，鲍鱼、火腿则是他带过去的，蔬菜很少见，因为有钱也很难买到，只能就地取材，采些野菜、嫩芽。
1941年中秋节，张大千亲自下厨，做了一桌这样的“敦煌大千菜”，招待一位贵客——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
当时兰新公路通车，于右任亲往西北视察。张大千在莫高窟接待了于右任一行，陪同参观。
于右任和张大千，一位是有“旷代草圣”之称的书法大家，一位是国画大师，又都蓄着一副长髯，意趣相投，相交多年。两位相差20岁的“大胡子”同览莫高窟，面对“优美异常”“无与伦比”的壁画、彩像及无人管理、修缮，日渐荒凉的莫高窟现状，既兴奋又焦虑。
当晚，二人对月饮酒，就莫高窟价值与保护问题讨论甚酣。张大千建议国家将莫高窟收归国有，建立相关机构管理、保护、研究敦煌艺术。于右任深表赞同，他提议成立敦煌艺术学院，聘请张大千为院长，张大千以“闲散惯了”极力推脱，对成立敦煌艺术学院倒是达成共识。
敦煌一行结束后，于右任沿河西走廊继续考察，沿途演讲内容大多与敦煌有关。在兰州的欢迎会上，于右任强调，“敦煌壁画笔力、笔势真是优美异常，无与伦比，它是东方民族遗留下来的瑰宝，实在有大力研究，妥善保存的必要。”他的多次呼吁在新闻界产生了很大反响。1941年10月25日，中央通讯社播发了于右任讲话的通稿，随后，重庆《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兰州《西北日报》等许多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转发。
有了舆论造势，民众支持，于右任回到重庆后当即向国民政府呈交正式提案，“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以期保存东方各民族文化而资发扬事………”提议不久获得通过，教育部因体制等原因，不便设立学院改设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到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敦煌终于迎来了国家保护。
于右任和张大千，两个“大胡子”的提议对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居功至伟。
功过难辨
1943年3月，正趁着冬去春来紧张临摹壁画的张大千，忽然接到敦煌县长转来的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急电：“张君大千，久留敦煌，中央各方，颇有烦言。饬敦煌县长陈，敕转告张君大千：对于壁画，勿稍污损，免滋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