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纳|那些守护敦煌的孤勇者：张大千功过难辨，常书鸿甘之如饴( 二 )

敦煌藏经洞经卷正式被国家接管是在被发现9年后，彼时，敦煌藏经洞所出大部分精华分别被斯坦因和伯希和攫取到手，运往伦敦和巴黎。
1909年，伯希和再度来华，为巴黎国家图书馆购买汉籍，多次拜访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向其展示随身携带的部分敦煌珍品。
端方是清末金石和收藏大家，自然“识货”，眼见敦煌珍宝在洋人之手，扼腕叹息，想从伯处购回一部分，被拒。6月底，端方改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常往返于京津之间，与北京政学、收藏界人士往来密切，伯希和敦煌获宝、携带部分文书的消息，很快在京城传播开来。
伯希和不久后也到了北京，住在八宝胡同，慕名拜访的学者络绎不绝。其中就有罗振玉。作为学者，罗振玉可谓一代鸿儒，不但是国学大家，而且对中国考古学、农学有开拓性的贡献，但罗振玉热衷政治，愚忠满清，清廷覆灭后自认“遗臣”，后积极参与策划成立伪满洲国，出任多种伪职。
拜访伯希和的时候，罗振玉是清政府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刚刚从日本考察归来。第一次在伯希和处看到“敦煌石室所藏唐及五代人写木刻本古书”时，罗振玉心境复杂，发出“极可喜、可恨、可悲”之叹。喜的是，尚能从伯希和处影印和传抄部分敦煌资料；恨的是，大部分精华均被伯希和运回法国。当他听说敦煌石室仍存有以佛经为主的8000件卷轴时，真是“惊喜欲狂，如在梦寐”。
幸好，罗振玉不但是早期接触敦煌文物的国人中最有见识的，也是最有行动力的。
为免余经被他人所得，罗振玉利用其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的身份，当即请学部发电报致陕甘总督，托他将剩余卷子全部购送学部。考虑到甘肃贫穷的经济情况，罗振玉又找到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建议由大学堂出钱购买。刘廷琛以“无此款”推托，罗振玉只好向学部承诺“若大学无款，可由农科节省经费来购，不然，可将我个人俸给全部捐出”。
终于，1910年11月，清廷学部从敦煌购回了剩余的近万卷敦煌残经。这批敦煌经卷交给京师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保管。1912年，依据这些经卷编纂的《敦煌石室经卷总目》完成，中国国家图书馆成为敦煌文献四大收藏机构之一。
1931年，集数年编纂、众人之力而成的《敦煌劫余录》问世，陈寅恪作序“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诚如斯言，那时的中国，对敦煌的保护无力又无奈，徒有伤心。
呼吁制定保护措施
1925年，以敦煌壁画为主要攫取目标的华尔纳第二次来到中国，特意从美国带来了美术专家和擅长剥离壁画的技术专家，准备再次前往敦煌大肆搜刮。只是，这一次，华尔纳一行被明确列为不受欢迎的人。
华尔纳的助手杰恩先期到达敦煌，很快给他来了信：“你去年离开敦煌后，当地民众对转移文物之事极其不满，他们发起令人恐惧的公开争论，谴责敦煌当地治安官接受了贿赂允许你带走文物，必须下台。”
盗取敦煌无望，华尔纳一行转向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同样遭到了强烈抗议和阻挠，所获仅仅是匆忙拍了些榆林窟的照片。
第二次中国行在华尔纳眼中是一种惨败，“所带回的唯一有形的东西是那些图片，大部分是远不如敦煌莫高窟的很不出名的洞窟的图片。”
敦煌学专家将华尔纳第二次考察的失败视作“中国成功抵制外国考察家在中国西北肆意妄为的开始”，这对饱经沧桑的敦煌来说，当然是个好消息。特别是敦煌壁画，在此后不久终于成为国人眼中的艺术瑰宝。
最早关注敦煌的一批中国人，多为金石学家、考据家，注意力多集中于敦煌藏经洞的文书、经卷，以至于在藏经洞被发现很长一段时间里，敦煌石窟的壁画和塑像未受重视，“于敦煌在中国及东方美术史上的价值，则知之甚少”。
其实，以这些人的学养，只要真的到敦煌实地勘察一番，也足以认识到敦煌之美。可惜，这些四书五经培养出的“读书人”，读了“万卷书”，却都没有为敦煌“行万里路”的意识。而自1925年华尔纳敦煌受阻后，这处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的偏远地区一度安静下来，“莫高窟几乎就没有被学者艺术家们特意亲近过”。
敦煌壁画被国人广泛认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著名画家张大千的临摹。但临摹敦煌壁画的第一人却并非张大千。
1938年冬，一支由13位年轻人组成、李丁陇担任队长的赴莫高窟探险队伍从西安出发了。
李丁陇原名李玉声，河南新蔡顿岗乡下丕岗村人，自幼家贫，十几岁曾在县城当徒工，后去陕西闯荡。爱上绘画艺术后，李丁陇在中国早期的多所美术学校都有求学经历，毕业于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正是在这所学校中，李丁陇获知了敦煌艺术的吉光片羽，心生向往。1937年，日军侵占上海，刚毕业的李丁陇辗转到了西安，遂召集同学朋友，把敦煌之行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