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纳|那些守护敦煌的孤勇者：张大千功过难辨，常书鸿甘之如饴( 五 )

电文语气不善，“免滋误会”听起来更像是警告，“对于壁画，勿稍污损”指的是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的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之说。
几个月前的1942年年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和考古室主任李济，联名上书于右任，将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之说公开化。而事实上，傅斯年和李济在1941年就接到了“举报”。
于右任考察敦煌后，陪同的考古学家卫聚贤单独在敦煌驻留了一个月，后在成都等地作了多次演讲，呼吁保护敦煌，言中谈及张大千临摹对壁画的破坏。四川省立博物馆馆长冯汉骥、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郑德坤遂致信中央研究院反映此事。因为冯、郑两人并非亲见，傅斯年、李济没有完全采信。
到了1942年，中央研究院西北史地考察团成员向达，从敦煌发来了更详细、更严重的“举报”，傅斯年和李济就不能不信了。
向达当时是西南联大教授，著名的历史学家、敦煌学家、中外交通史专家。他于当年春季到达敦煌，考察了一年之久，期间与张大千结识。据向达描述，千佛洞壁画有单层者，有数层者，是各朝代层层叠加画上去的，北魏在最内，后来人在上层涂施泥土，重新绘画。向达亲眼看到张大千命其子率画工“破三日之功，剥去外层，颇还旧观，欢喜赞叹”，张大千还开心地在壁上题词：蜀都张髯大千。
随后，向达又以笔名“方回”公开发表万字长文，指责张大千临摹壁画过程中的破坏行为，言辞痛心疾首。这篇文章无疑是颗重磅炸弹，后来对张大千指责、批判的众多说法，根源多能在这篇文章找到。
八十年过去，张大千有没有破坏敦煌壁画仍争论不断，甚至愈演愈烈。众多亲历者、当事人、研究者截然不同的叙述，将此事演绎成了一出“罗生门”。张大千的敦煌临摹毁誉参半，功过难辨。
张大千破坏壁画之说中，“最令人愤恨者，为任意剥离壁画一举”。不过，究竟张大千剥了多少壁画，并没有明确记载。在向达及之后研究者的考证中，明确指为张大千剥去的壁画，是张大千编号第20窟、现编号第130窟的宋代壁画。即便是这幅壁画，也传有三种说法，一说是向达所载，被张大千剥落。
一说是于右任考察敦煌时的随员、敦煌人窦景椿的回忆。张大千给于右任讲解敦煌壁画的层叠，指着残破壁画缝隙中露出画痕，说画下有画。于右任刚说一句“那很名贵”，县政府的随行人员已经伸手拉开剥落的外壁，由于用力过猛外壁被撕碎脱落。
还有一说则是张大千与于右任商量后，命士兵打掉了这幅壁画的最外面一层。
而众矢之下的张大千，向来以“君子动口，小人动手”的“小人”自居，只会动手画画，拒绝动口发言，对于这些指责从不公开回应，也让这一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其实，关于第130窟表层壁画，张大千在《临摹敦煌画展览目次》中写下过这样一段话：“宋壁残缺，甬道两旁壁画几不可辨认。剥落处，见内层隐约尚有画，因破败壁，遂复旧观，画虽已残损，而敷彩行笔，精英未失，因知为盛唐名手也。”
行文没有主语，但“因破败壁，遂复旧观”显然说的是自己。
以文物保护的角度视之，此举难脱“破坏”之责。但在当时，这其实是艺术家和考古学家对敦煌壁画的不同认知和判断使然。与张大千相交四十余年、一同前往敦煌的著名画家谢稚柳，曾这样为张大千解释：“当年，张大千在敦煌，的确打掉过两幅壁画……”“要是你当时在敦煌，你也会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层已经剥落，无貌可辨，又肯定内里还有壁画，为什么不把外层去掉来揭发内里的菁华呢？”
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方式也是他饱受非议的一点。临摹的起稿，是“用玻璃纸在壁画上”勾出线条初稿，然后绷到画布上描绘、上色。这样做完整、准确地“拷贝”了壁画的大小、线条，但用薄薄的玻璃纸直接覆在壁画上勾画，对脆弱的壁画是极其危险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这种临摹方式被“绝对禁止”。这倒并非只是针对张大千，因为这是“过去已成了习惯的不合理做法”，“最初时大家都是把透明纸蒙在壁画上起稿的”。
和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壁画的同时，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来到敦煌莫高窟进行考察和临摹，考察团四人王子云、卢善群、雷震、邹道龙均受过中国与西方高等美术教育。
王子云目睹了张大千对壁画的临摹方式：“张大千则不是保存现有面目，是‘恢复’原有面目……好像看到新修的寺庙那样，显得有些‘匠气’和火气。”换言之，张大千的临摹，并非对壁画现状的忠实记录，而是带有强烈个人印记的“还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