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纳|那些守护敦煌的孤勇者：张大千功过难辨，常书鸿甘之如饴

“敦，大也；煌，盛也。”敦煌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交汇的重要枢纽。近两千年的时光中，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沿着丝绸之路在此汇聚，塑造了独具魅力的敦煌文化，留下了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艺术宝库。
1900年，尘封的敦煌藏经洞被开启，重见天日的旷世奇珍并没有得到它应有的重视。此时八国联军肆虐华夏，敦煌也遭遇了自己生不逢时的劫难，这个艺术宝库被发现后的几十年中，却成了无数强盗、窃贼唾手可得的“宝库”。留下了中国近代史的一份伤痛。
有盗窃和破坏，就有拯救和保护。一批又一批守护者为拯救、保护敦煌莫高窟的文物和艺术奔走呼号，他们前赴后继，让敦煌重获新生，更该被历史铭记。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结束了敦煌石窟近400年无人管理、任凭损毁、屡遭破坏偷盗的历史。而敦煌最终得到妥善保护，还要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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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莫高窟
提起敦煌，绕不开王道士王圆箓。
1900年，王道士打开了敦煌莫高窟第16窟藏经洞的封墙，数以万计以多种文字书写、跨越几个世纪的文书及纸绢画等物，重见天日。
这之后，敦煌瑰宝引来了一批又一批的西方探险家，以各种名目巧取豪夺：
1907年，第一个进入敦煌藏经洞的西方人斯坦因，把29箱、数千件古代文献、绘画刺绣等珍贵文物带到了英国；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敦煌莫高窟劫走六千余种文书、二百多幅唐代绘画与幡幢、织物等；
此后，日本的大谷探险队、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名为探险、实为大盗的西方探险家们频频“光顾”，数不清的敦煌瑰宝流散世界。
这些西方探险家的文化盗窃，大多与王道士有交易，比如斯坦因，以四锭马蹄银（200两）的价钱，换来了进入藏经洞的机会；伯希和的价钱是500两；而华尔纳剥走的敦煌壁画是王道士不看重的，只用了75两……
打开敦煌宝库的王道士，也成了监守自盗、倒卖国宝的千古罪人。近年来倒是有不少人为其辩白，在当时的历史社会环境下，王道士售卖文物是因为愚昧无知，但所得的钱财并没有中饱私囊，而是全部投入到莫高窟的修缮维护中，一生守护敦煌。
在清末内忧外患、清廷腐朽、民智未开的大背景下，确实很难对王道士做一个简单的评价。但若说敦煌“守护者”，王道士无论如何也担当不起，敦煌文物大量流失的历史罪责，又怎能用“愚昧”二字了结？
在当时的历史社会环境下，愚昧的何止王道士。
有一点倒是该为王道士多说两句，他最初并没有想把敦煌文物卖给外国人。发现藏经洞后，饶是王道士没什么文化，也知道它们是值钱的。王道士那时有个宏愿，就是修葺被积沙掩埋的窟洞，建一座太清宫。他想借藏经洞引起官府重视，拨点银两。
王道士赶到50里外的敦煌县城，报告县令严泽。严泽不学无术，毫不在意。王道士不甘心，又奔向850里外的酒泉，找到安肃道道台兼兵备使廷栋，送上一箱经卷。
廷栋爱好书法，自视甚高。翻了翻经卷，觉得上面的书法还不如自己写得好，只是也知道是古物，就留下了经卷，草草打发了王道士回去。
得不到朝廷关注，王道士便拿出一些书法精美的佛经写卷和漂亮绢画换取功德钱。敦煌文物就此流散，但鲜有人关心它们从何而来，是否具有历史、文化和学术价值。
第一个认定这些经卷、画像具有重要价值的是清末金石学家叶昌炽，时任甘肃学台，主管当地教育。新任敦煌县令汪宗瀚投其所好，将王道士赠送的一些石碑拓本、佛经等赠予叶昌炽。
叶昌炽倒是“明眼人”。所得中，有一唐代吐蕃石刻，酷嗜碑版的叶昌炽在其《缘督庐日记》中写道：“穷边荒债，沉埋一千余载，不先不后，自予度陇而始显，得以摩掌之，考订之，不可谓非墨林之佳话矣。”《缘督庐日记》中对敦煌藏经洞写卷、画像、碑刻的记载、研究是片段式的，但因其时间最早，叶昌炽也成了“敦煌学的先行者”。
只是，那时的中国还没有考古的概念，金石学家叶昌炽的兴趣仅限于充实自己著书内容，自始至终没能踏进敦煌一步。叶昌炽曾建议将藏经洞文物全部运往兰州保管，但敦煌离兰州千里之遥，运费颇巨。上级未批准，叶昌炽也就作罢。1906年叶昌炽卸任回乡，自此与敦煌失之交臂。次年，斯坦因来了。敦煌彻底失去了在西方探险家到来之前得到保护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