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东西问丨高江涛：东西方文明交流为何存在“史前互动圈”？( 二 ) 雷锋|四川省|志愿服务|评选|志

中亚与北亚以海贝、绿松石、青铜等为代表的文化以及大麦、小麦、山羊、绵羊、黄牛等通过环天山地区的山间谷地及河流，进入吐鲁番盆地，继而河西走廊，再至中原乃至长江流域。河西走廊张掖绿洲的西城驿遗址距今4000左右即出土的矿石、坩埚残片、鼓风嘴、炉渣、石范，表明来自北亚传统的双合范铸造技术在该廊道本土化后形成一个生产中心。这种铸造红铜、砷青铜和锡青铜武器与工具制品的技术及其知识体系显然与龙山晚期、夏商辉煌青铜文明的较为复杂的复合范铸铜容礼器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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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拍摄的甘肃张掖西城驿遗址。中新社采访人员杨艳敏摄需要强调是，小麦和大麦以及种植知识进入史前中国文化圈后在很短的时间内传遍了龙山世界。龙山时代晚期的新疆古墓沟、小河、甘肃的东灰山等十多处遗址有明确的小麦遗存发现。其中东灰山遗址年代更早，在距今5000至4500年间，不仅有小麦，还有大麦和黑麦。而黄河下游的日照两城镇和聊城教场铺遗址都发现了属于龙山时代的炭化小麦遗存。值得注意的是，植物考古和基因考古双重证据显示，距今约8000年已流行中国北方的小米在距今4500年前传到中亚，大约3500年前传到东欧。
远距离交流更多是带来技术与宗教，其中宗教的传播似乎更迅速。同属龙山时代的山西临汾陶寺遗址和下靳遗址镶嵌绿松石与白玉石的手镯以及海贝、铜铃，不仅是审美上的装饰，还应是财富和来自中亚与北亚的神秘宗教力量。
可以肯定，北亚互动圈、中亚互动圈、中国史前互动圈至迟在距今4000年前已融合交汇。今天所说的“一带一路”之“一带”，至少在这时甚至更早既已初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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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海外华文媒体高层一行参观位于山西省襄汾县的陶寺遗址。中新社采访人员韦亮摄文化交流互动成就多元一体的“独特文明”
文化互动会使主体文化在吸收的基础上对其他文化与社会的文明因素有所扬弃、改造或创新，甚至融合形成新的考古学文化。史前不同区域多样多源考古学文化的互动一定程度上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原因。某一考古学文化如陶寺文化中常见的复杂多样的周边文化因素，反映的可能是不同地方族群参与了其社会的运行与仪式。
北亚、中亚和东亚三个互动圈较为密切的交流互动为早期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技术知识、新的动植物种类、新的宗教认知。显然，代表这些交流内容的实物如铜器、绿松石、海贝等逐渐为早期中国文明所接受，成为其龙形器、礼乐器及铜礼器等传统王权与文明符号之外的新标识。
广泛、长期而又深入的文化互动会直接形成两种结果，一个是文化的“多元”，另一个是文明的中心。前者易于理解，后者需着重阐释。文化互动中在某一区域文明总会出现较为先进的政治和科技文明，其他区域文明在互动中会对这种先进的“实验”逐渐认同，形成意识形态上跨越地理单元甚至跨越文化的共识，而成为一种文明的“中心”。在地理空间的合法性基础上，这中心会进一步成为意识上“正统”，并以“文化基因”血脉相传。
总之，正如马克思所言，“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而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文化交流的意义在于互相借鉴，超越自我，共享一切文明成果，文化互动的发展都是不断迈向文明的过程。行为准则源于其文明观，正如今天，几千年文化基因给予我们“多元，融合、和善、协同”的文明观，才会有我们世界交往体系中“交流互鉴、命运共同体”的国家行为准则。文化因互动而多元，文明因互鉴而精彩。不仅各美其美，更要美美互动，才会美美与共。(完)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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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前|东西问丨高江涛：东西方文明交流为何存在“史前互动圈”？】高江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博士。2014年日本橿原考古学研究所访学，2019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访学。从事中国文明起源、先秦考古、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等研究。长期工作于田野考古发掘第一线，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主要著作有《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考古学研究》、《淅川下王岗：2008-2010年考古发掘报告》、《考古队长现场说：中华何以五千年》等。